上個世紀20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大動蕩的時期。一方麵，國民黨政府把教育作為麻醉人民、鎮壓革命的工具，推行所謂“黨化教育”的愚民政策，帝國主義也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麵，麵對著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的混亂時局，各種社會思潮和教育思潮紛紛登上曆史的舞台。在複古守舊的教育濫調沉渣泛起、甚囂塵上的同時，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和教育家卻幻想通過教育來改良政治，拯救中國。一些教師和學生則逃避嚴酷的政治現實，將教育視作超軼於政治之上的“清高”事業，隻管教書、讀書，不問政治。於是，社會上流行著種種教育觀點，如教育萬能說、教育救國說、先教育後革命說、教育神聖說、教育清高說、教育獨立說、教育中正說等等。“在五四運動前後，這些論點都曾經在社會上流行，使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受到迷惑，甚而至於自我陶醉。”因此，當時這種瓦釜齊鳴的混亂思想局麵，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聯係中國的當時實際，全麵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正確地說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廓清當時社會上和教育界在教育問題上的迷霧，糾正對教育問題的種種誤解，從而分明是非，教育人民，特別是要教育社會上的知識青年和在校學生。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楊賢江接受黨的委托，在其《新教育大綱》中，不僅係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點，而且對當時流行的種種錯誤的教育思潮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表現出鮮明的針對性、戰鬥性和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原則。
第一，辟教育神聖說。“教育神聖說”的基本依據是：“教育是覺世牖民的事業，教育是精神修養的事業，教育是清苦廉潔的事業，教育是高貴超俗的事業”。《新教育大綱》指出，所謂“覺世牖民”並非教育業專責，政治方針、文藝政策等等都可具有這種作用，而經濟製度，社會秩序等等也都有補於所謂“精神修養”，但卻從未聽說過關於政治、文藝、經濟、社會神聖的說法，因此，由所謂教育能夠“覺世牖民”，是“精神修養”的事業，決然得不出“教育神聖”的結論來。鼓吹教育是“覺世牖民”的事業，這早已是古已有之的說法，而且在當時還有人在高唱“普及教育”、“民眾教育”的口號。但是，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教育就一直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工具。中國的封建社會實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庶民根本得不到教育，所謂教育“覺世牖民”實在無從談起。在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義務的強迫的教育也決非是為了國民自身的幸福，而是為了使國民的文化水平能夠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需要，“在這個社會中，一切好聽好看的新設施，新計劃，也莫不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回避教育的階級性而空言教育之“覺世牖民”真是無稽之談！
《新教育大綱》接著指出，在階級社會裏，教育從來就隻是為支配階級服務的工具。“在過去曆史上，我們隻見束縛思想，或是注入一定的思想，蒙蔽被壓迫階級的意識，或者強製灌輸壓迫者的意識”。所以，說教育是“精神修養”的事業也是錯誤的。隻有到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教育才真正能夠成為“精神修養”的事業。
至於說到教育是“清苦廉潔”、“高貴超俗”的事業，《新教育大綱》指出，教育決非清廉，也不高超，鼓吹“教育神聖”，無非是迷信思想在作祟罷了。鼓吹“教育神聖”的“經驗基礎”在於宗教。宗教之所以具有“神聖”的靈光，其原因在於人們對於自然和社會現象認識不清，於是便借宗教以表畏敬及期待，支配階級和僧侶階級也利用宗教以謀己私。鼓吹“教育神聖”的原因也即如此，“人們視教育可以啟發知能，‘開通民智’，也以為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存在。再，支配階級的利用教育以愚民，與‘讀書人’之重視教育以自高聲價，也複與宗教之情形相同。”
既然教育既不是“覺世牖民”的事業，也不是“精神修養”的事業，也不是“清苦廉潔”“高貴超俗”的事業，那麼，“教育神聖說”自然也就失卻了成立的理由。但是，“要消滅‘教育神聖’的觀念，也必在產生這種觀念的社會根據被顛覆吋，才做得到。”
第二，辟教育清高說。清高者，一為清苦，二為高貴。“教育清高說”者認為，教育事業不像經商之孜孜為利，不像做官之刮地皮行賄賂，且要坐冷板凳，既廉潔又辛苦；教育旨在育人，不涉政治，不為金錢，很是高貴。《新教育大綱》指出，教育事業“苦”則苦矣，“清”則未必。教育界的行政官吏、校長、高級學校教師之把持地盤，排斥異己，拚命求利之情形，同齷齪腐敗之政界與卑鄙狡猾之商界並無二致，“它的‘清’未必勝於‘清道夫’，它的‘苦’直遠不及‘苦力’。”有些人隻是因為沒有營謀騰達的捷途，才似乎心甘情願地“獻身”教育，這些人一旦“生財有道”的時候一到，便會鼠竊狗偷，四處鑽營，那裏還有廉潔可言，所以，教育之“高貴”“無非由於支配階級的利用手段與禦用學者之自高身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