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關於先教育後革命說。《新教育大綱》指出，此說認為革命之前當先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便沒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的觀點是“俟河之清”，是完全錯誤的。在支配階級的教育中，決不允許也不可能產生出革命的教育，培養出革命的人才，所以，“主張先教育後革命，也是騙人的話。支配階級決不容許在它的統治下麵發生了於它不利的教育；你既不主張立刻革命，你自然隻好就它的範。這樣的主張是叫大家走上合法運動之路，走上取消主義之路；這不僅是‘後革命’，簡直是‘不要革命’、‘放棄革命’。”
所以，正確的觀點應該是：“承認教育在革命進程上自有它的地位，就是可以作為革命的武器之一。這個說法，不是認為教育獨立可以革命，也不是認為教育無關於革命，而是要在革命的總綱領總任務之下，盡它的一方麵的作用”。
《新教育大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的一部係統闡述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的論著作，它的誕生，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體係奠下了第一塊基石。
《新教育大綱》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理論武器，運用中外教育史的豐富資料，得出了教育起源於人類的實際生活需要的科學論斷。
20世紀30年代，蘇聯學者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思想，提出了教育起源於人類勞動的觀點，這一觀點曾被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起源論而對解放後的中國教育理論界產生過重要影響。近年來，伴隨著教育起源問題討論的深入，學術界開始對“勞動說”產生了懷疑，轉而重舉“需要說”的理論旗幟。
現在看來，教育起源於勞動的觀點顯然是不全麵、不確切的。而《新教育大綱》所提出的教育起源於人類實際生活需要的觀點，不僅概括了“勞動說”的全部含義，而且還發“勞動說”所未發，因而更接近於曆史的真實。所以，我們說，在教育起源問題上，《新教育大綱》所表述的思想依然是有旺盛的生命力。
《新教育大綱》對教育的歸屬這一至今仍在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並對教育的特性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新教育大綱》科學地闡明了教育的性質和效能問題，科學地辯證地論述了教育同經濟、政治的關係，並以此為理論武器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諸如“教育神聖說”、“教育清高說”、“教育中正說”等種種對教育特性的曲解，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誇大教育效能或歪曲教育與革命關係的“教育萬能說”、“教育救國說”和“先教育後革命說”等各種改良主義教育思潮，因而，不僅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現實性，而且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
《新教育大綱》對中國的現代教育影響很大。《新教育大綱》於1930年2月初版之後，同年9月就得以再版，以後雖因被禁而無法重版，但當1937年禁令稍鬆後，又發行了第三版。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新教育大綱》就傳入了蘇區，成為蘇區師範學校的教本，對蘇區的教育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新教育大綱》依然是根據地教育工作的重要理論指導。郭化若在其《新教育的教學法》一書的序言中回憶說：“那時偏處在延安清涼山邊的學校圖書館，藏書少得可憐，一共不過萬餘冊。在這萬餘冊書籍中，有關教育的一共查出不過二百餘冊，……觀點正確或比較有參考價值而對我幫助最大的是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綱》。”《新教育大綱》也為白區和國統區的青年和一些進步學校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許多青年正是通過這本書，學習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理論，滌除了對教育問題的種種錯誤認識。
如果說楊賢江是教育理論領域裏的“艾思奇”的話，那麼，《新教育大綱》無疑就是這一領域裏的《大眾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