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張宗麟發現由於他未恢複黨籍，某些人對他表麵尊敬，實質有職無權。他在延大工作勤奮，個別人反以為他要奪權。他很氣憤，曾向黨中央要求恢複黨籍，但因戰爭無法調查不能解決。他在延大無事可做，申請去國統區。陶行知在重慶托人捎信：千萬不能去。徐特立和謝覺哉知道後說：那還不簡單，重新入黨，我們當介紹人。於是1946年4月，張宗麟成為一名新黨員，計算黨齡時，1927年那一段全不算了。
陶行知在1946年7月25日逝世。消息傳到延安，張宗麟聞訊悲痛之至。在8月11日延安舉行的陶行知追悼會上，他默默地流著淚。他寫的悼念陶先生的文章，刊登在8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紀念陶行知專刊上，他在文章中立誓繼承陶先生遺誌，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奮鬥。
1946年8月，張宗麟任北方大學文教學院院長。1948年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並，他任四部（研究部）教育研究室主任。
北平和平解放後，張宗麟任北平軍管會文教接管部副部長、高等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接管北平各大專院校，後又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張宗麟多年做教育工作，對於新中國的高等院校應如何建設，提出不少意見。如不應全盤學習前蘇聯，應建立校長負責的黨組製等等。但某些人卻乘機排擠打擊他。任內務部長的謝覺哉覺得不公平，要調張宗麟去內務部任副部長。而張宗麟認為自己的專業是教育，婉辭了。但是他留在教育部仍未能搞教育。1952年7月，他被調去任計劃財務司副司長，張宗麟摸出門道，把計劃財務工作做得很不錯。1951年4月以後對電影《武訓傳》錯誤地進行批判，並波及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那一時期，作為生活教育社的骨幹，張宗麟的日子確實不好過，但他決不做違心之事。他在1952年3月1日《人民教育》上發表的文章《對陶行知先生的認識和我的初步檢討》，一開頭就說：“陶行知先生是我三十幾年前的老師，而且我做過他的得力助手，直至今日，我還敬愛這位老師。”1957年鳴放時，張宗麟又在《人民教育》上發表了《關於陶行知先生》一文，批駁了對陶的批判。文章首先尖銳地提出：推崇陶行知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不是別人，正是毛主席。他認為這是對陶行知正確的評價。並引用毛主席《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說的一段話：“像很多站在正麵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也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張宗麟希望批陶者遵照毛主席的觀點不要苛求陶行知，“應該本著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整理和說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事業，這樣，才能得出公允而正確的結論。”文章最後還提出陶行知的著作不但在當時“宣傳革命，教育人民”，“即在今日也不愧為出色的文獻”，建議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印陶行知全集。
張宗麟對教育工作的意見及這篇文章成為他的右派言論，被劃為右派，在1976年逝世。
教育部在張宗麟的追悼會上這樣評價：“張宗麟同誌是我們黨的一位好黨員，教育戰線上的一位老戰士。他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教育事業。……張宗麟同誌的逝世，是教育戰線上的一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