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滬對父親的回憶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報社被劃成右派。在批鬥我的第一次會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對我大喊：“右派分子張滬，你別以為你出身於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沒給你好影響……”
他這麼一喊，把我喊蒙了。難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難道我的投身革命幾十年的父母會有什麼問題？正當我疑惑不解的時候，我獲悉我的父親張宗麟在高級黨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為陶行知辯護。因為我和父親的血緣關係，我之被劃成右派，當然是在所必然了。
我國第一位男性幼稚園教師
我的父親張宗麟1927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殺中失去黨組織的關係，至40年代才重新入黨。他一生忠於革命，無論是在失去黨的關係的白色恐怖年代，還是到延安重新入黨以後，他都是忠心耿耿，按照黨在每個時期的方針策略，為國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父親在南京高等師範教育係畢業時，當時一些知名教授看到他品學兼優，想讓他當助手，可是父親受陶行知、陳鶴琴教育救國主張的影響，決心投身於新興的幼稚教育。他在南京、蘇州、杭州、紹興、寧波5個城市的16所幼稚園和兩所育嬰堂進行調查，研究了當時新興的幼稚教育。調查的結果令人觸目驚心：當時的幼兒教育幾乎全部西化，不僅教育思想、教學方法照搬外國，連教材、玩具、唱歌和每年舉行的慶典節日都是外國的。這種幼稚園實際上是在為帝國主義傳教士培養徒弟，它完全脫離中國的教育實情。經過調查以後，他毅然決定到陳鶴琴創辦的南京鼓樓實驗幼稚園當教師，一麵教學一麵研究，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幼稚教育。我父親也就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位男性幼稚園教師。1926年到1928年，署名張宗麟的《幼稚教育概論》等數十篇論文和譯著出版了，震動了中國教育界。他在南京鼓樓幼稚園研究的適合中國兒童的教材和教學法，成為北伐後的國民政府於1929年8月頒布的幼稚園暫行標準的依據。
出版《魯迅全集》
1937年10月底，日寇包圍上海，上海成了孤島。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領導撤離上海，地下黨決定讓父親留在租界繼續做救亡工作。救亡協會領導撤離時，應該向上海市民做個交代，但因撤離匆忙，這個善後工作也交給了父親。可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紀律，既然留在上海工作就不應該暴露身份，但父親已不能顧及其它，公開在上海廣播電台做了一次廣播演說，號召上海孤島居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於是張宗麟的名字就上了日偽以及國民黨藍衣社的黑名單。
在隨時都可能被捕暗殺的險境中，父親仍積極為抗日救亡運動工作。首先是與胡愈之等人組織了複社，出版了當時的禁書《西行漫記》、《列寧選集》和《魯迅全集》。尤其是為了《魯迅全集》的出版，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才得以實現。許廣平在七七事變周年紀念時寫的《魯迅全集編校後記》中曾簡述：“溯自先生逝後，舉世哀悼。輿情所趨，對於全集出版，幾成一致要求。……不料七七盧溝橋事起，一切計劃，俱告停頓。……幸胡愈之先生……手創之複社擔當斯責；……複社諸君子，盡海上知名人士，董其事者，為胡愈之、張宗麟、黃幼雄、胡仲持、鄭振鐸、王任叔諸先生……六百餘萬言之全集，竟得於三個月中短期完成，實開中國出版界之奇跡。”
《魯迅全集》的出版確實是奇跡，但廣平先生說得太簡單，未詳述拖延原因。據父親留下的材料中記載，實情是這樣的：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1月，沈鈞儒、鄭振鐸通過蔡元培把遺稿交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並簽訂了出版合同。可是拖延一年沒有動靜，實質是國民黨方麵阻撓，王雲五不打算出版。拖延到1937年10月後，商務印書館借口內遷，把原稿退給許廣平。這時恰好複社成立，決定出版《魯迅全集》，雖然有些人不同意出版，但複社還是堅持把出版《魯迅全集》當成一件大事來做。
1984年8月3日上午，我去拜望胡老（愈之）時，他告訴我一些當時的情況。他說“複社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地址實際設在我家，即法租界達路安樂村。我和你父親分工，我管編輯，他管出版發行。那時你父親每天到我家來辦公。複社出書全靠救國會十多個負責人集資，采取以書養書的辦法。先出《西行漫記》、《列寧選集》，賺到錢再出《魯迅全集》。由於《魯迅全集》一套二十本。成本高定價貴，一般人買不起。大家想了個辦法，先印一批精裝本，硬麵裝訂，用木頭書箱盛放，箱上《魯迅全集》四個大字請蔡元培題，一百元一部，先印預約券推銷。我在香港、廣州、漢口等地銷了二三百部，收到兩三萬元。後來由於郭沫若邀我到他領導的第三廳工作，我便把錢彙給你父親．由你父親負責出版發行。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受到廣大進步讀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