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飲馬長江北岸，國民黨軍隊棄甲拋戈，精銳喪盡，南京政府一片混亂，內外交困，蔣介石隻好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權力。2月4日，行政院決定遷都廣州，並對關押在獄中的漢奸作出一項特殊規定：“凡判處有期徒刑的，一律釋放；判處無期徒刑的，適時轉移台灣。”但當時達官貴人都忙著搶奪運輸工具，逃跑保命，哪顧得漢奸撤離。
1949年4月，蘇州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麵接管蘇州後，陳璧君從獅子口監獄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7月1日，上海解放後，陳又從蘇州解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
上海的初夏連日西南風，氣壓偏低，陳璧君渾身不適，早先騎馬時摔壞的老傷又隱隱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幹部聞訊後，忙請來醫生為她診治，並給她做了全上海提籃橋監獄舊址麵檢查，發現她患有多種疾病。
考慮到陳璧君畢竟是個有政治背景的特殊犯人，又年老體弱有病，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獄方給予寬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風透光，冬暖夏涼；允許親屬舊友探監，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後，安排兩個女犯與她同居一室，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陳璧君要求每天用5熱水瓶開水，也予以滿足。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一天，管教幹部交給陳璧君一封信。信來自北京，是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與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何香凝聯名發給她的。
宋慶齡與何香凝早年曾和陳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既有同誌情誼，又有私人友情。當她們得悉陳璧君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後，有心把她解脫出來，於是一起去見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提出陳璧君的問題與汪精衛不同，是叛國投敵的主持者、參與者，而非決策人，建議在適當時候視其態度給予特赦。毛澤東與周恩來了解陳璧君從革命者淪為漢奸的經曆，表示尊重宋慶齡、何香凝的意見，當即作了如下表態：隻要陳璧君發個簡短的認罪聲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釋放她。宋慶齡與何香凝於是聯名寫信給陳璧君：
陳璧君先生大鑒：
我們曾經在孫中山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在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過去，因為我們與蔣介石領導的政權勢不兩立，不可能為你進言。現在，時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隻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可馬上恢複你的自由。
但陳璧君並不認為自己有罪，又倔強好勝拉不下悔過的麵子，所以拒絕了宋慶齡、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審時公開宣布的立場，對日本的和與戰都為救國，屬殊途同歸，無罪可言，無罪可悔，但願在牢房中送走最後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