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鬱達夫家裏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汪靜之看見鬱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鬱飛滿臉愁容，就問他為什麼不高興？孩子說昨夜媽媽沒有回來，王映霞的母親也對汪靜之說王映霞昨夜被一輛小轎車接走後就再沒有回來。第二天汪靜之再去探望，卻見王映霞一臉的興奮和幸福，對汪大談戴笠的花園洋房是如何富麗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羨慕向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歸宿的原因了，也聯想到她為什麼要在鬱達夫外出時去打胎。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說：“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為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後，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後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鬱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靜之偶然看到王映霞的兩篇回憶文章裏對鬱達夫有所指責。出於替鬱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於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鬱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再加上鬱達夫生前對戴笠一直抱懷疑的態度，他的回憶的可信度應該比較高。
鬱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鬱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鬱達夫應該可以算作戴笠的學長。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係的，這層關係可能是鬱、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鬱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鬱達夫日記中。當時鬱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將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並且還是“又送”，可見鬱、戴在杭州當時的交往就已經非常密切了。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別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戴笠其人，據其朋友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這是他私德方麵，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鬱達夫很大程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也許就是借機接近王映霞。
鬱達夫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鬱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鬱達夫“移家杭州之後，適戴笠來杭養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厚，而達夫則憚於應酬，因此動南遊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說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讚盛治，深以為幸”。鬱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並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戴笠的頻頻造訪，不可能不引起鬱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鬱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鬱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隻能是王映霞，鬱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於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