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王映霞的“出軌事件”東窗事發後，鬱達夫憤怒已極，而王映霞卻無所謂，幹脆不辭而別，鬱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曬的紗衫還掛在那兒，鬱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
“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並成詩一首：
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侯門”當指戴笠的府邸，對它鬱達夫隻能是“更斷腸”。但鬱達夫也有辦法，他在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啟事，使得王映霞顏麵盡失。於是戴笠通過中間人來“做鬱達夫的工作”，鬱達夫被迫又在報上登出“道歉啟事”，王映霞寫了一紙“悔過書”，雙方於是言歸於好。這時武漢局勢吃緊，鬱達夫答應了新加坡星州日報之聘，帶著王映霞遠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後，由於對遠方情人的深深思念，脾氣變得暴躁，她天天與鬱達夫吵架。鬱達夫忍無可忍，便將《毀家詩記》寄到香港的《大風旬刊》發表。內容包括兩年來鬱、王婚姻觸礁的點點滴滴。用十九首詩和一闋詞，事無巨細全部記錄了下來，並加以注釋，用詞尖刻，不留餘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掃地。王映霞氣得七竅生煙，一連寫了幾封信寄到《大風旬刊》，大罵鬱達夫是“欺膝世人的無賴文人”、“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瘋狂兼變態的小人”。於是互揭瘡疤、形同分水、冷戰分居，最後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好戲。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隻身返國。經香港飛往戰時首都重慶，鬱、王兩人在新加坡、香港、重慶分別刊出離婚啟事。王映霞走後，鬱達夫冷靜下來，對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詩為證：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
縱無七子為衷社，尚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
鬱達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動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無法挽回了。
後來鬱達夫在新加坡與廣播電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長大，暨南大學文科畢業。中英文造詣均佳，具有非凡的語言天才，銀鈴般的聲音令人著迷。然而由於鬱達夫兒子的堅決反對，兩人未能成婚。
不久，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戰火迫近新加坡。鬱達夫輾轉逃到印尼，娶了華僑少女何麗有為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鬱達夫無緣無故地被人誘出殺害，屍骨無存，終年49歲。後來謠傳又起，給鬱達夫加上了一條為日本憲兵隊任翻譯的漢奸罪名。至今鬱達夫之死，仍然是個謎，好事者猜測，多半是戴笠的軍統趁亂世所為。
結束了與鬱達夫十餘年的糾葛，王映霞回到重慶後，開始了新的生活。1945年冬，任婦女指導委員會保育院保育員，次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特檢處秘書，隨即到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王映霞在重慶的工作和生活，實際上都得益於戴笠的鼎力相助。
在外交部文書科上班的第一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薺白”的皮膚，確實是豔光四射。她款擺腰肢走進辦公室時，四座皆驚。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紅顏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須有效地把握自己尚存的風韻，而且還要盡快擺脫“鬱達夫棄婦”的陰影。於是她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妝和衣著外，與在重慶的往日故交反而很少往來，謹言慎行，以免被人重提舊事。不久，經過精心準備，她又重在社交界拋頭露麵。商會會長王曉籟成了她的幹爹。王映霞憑她的家世、學識、美豔、機敏，再加上歲月的磨煉、愛情的波折，已是人情練達，還有人見人怕的戴笠撐腰，真是左右逢源，日子過得順風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