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帶孩子就隻能靠老段一個人了。在606所工作期間，我因為是搞總體的，所以經常出差在外或到部隊“蹲點兒”，一去就是半年。家裏隻有老段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早晨天不亮就爬起來，她先給小孩子弄吃的，大孩子放在托兒所，每天隻好背著老二騎自行車去上班。從大東區小河沿到鐵西區，每天上下班坐汽車或有軌電車，穿城而過，大概需花一小時左右。騎自行車則要一個半小時。一到冬天，天寒地凍，路上經常會結冰、非常滑。有一次老段騎自行車摔倒在地不省人事，女兒在地上啼哭，當時我正出差在外，是幾位好心人將她們母女送回家來。
606所政治部主任黃誌生同誌家有三間房子，因為我們家孩子多，領導安排他借一間給我住。黃主任高風亮節，欣然同意，他們夫婦對我們家有著很多的照顧和幫助，至今我們仍很感謝他們。有一次我出差剛回來，他對我說，你走了之後，老段好像有幾天沒出來，是不是病了？我趕忙去打聽，才知道老段又摔了，腦震蕩，當時有點昏迷了，被好心人送到了醫院。
1969年又有了小三———英華。發現懷孕後，我感到很不好辦，心中悶悶不樂，很想讓老段做“人流”，但她堅持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當時國家計劃生育還隻是提倡，沒有硬性規定，周總理有一句話：叫做“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後來小三長大了一點兒，有老朋友來家串門，逗他說，你是個“三多餘”。小三最不愛聽的就是這句話。他噘著小嘴說：“我怎麼多餘啦？我不是挺好的嗎？”
生了小三，母親、嶽母都不在身邊。實在沒有辦法，我就把最小的妹妹劉湘華接過來幫忙。妹妹中學畢業後，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能繼續上學，就叫她來幫著看孩子。當時老大送幼兒園，老二送托兒所，小三就由妹妹在家中帶著玩。
那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我與老段結婚以來所經曆的最艱難的時期。老段不但沒有因我工作忙、經常出差而有怨言，而是盡力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對此，我一直感到很內疚，覺得很對不起她。有一首獻給軍嫂的歌詞說“軍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對此我深有同感，而且她的那一半比我的這一半，要顯得更加重要、更加珍貴、更加光彩！
隨我走進山溝
老段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能吃苦，任勞任怨！為工作、為我、為孩子、為我們這個家，做出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的三個孩子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說實在的，我沒有真正盡到做父親和丈夫的責任，孩子的生活、教育和成長都是她管著。
1970年11月，她義無反顧地帶著孩子跟我到了624所，在川西北崇山峻嶺的山溝裏，一幹就是30年。
老段是學矽酸鹽的，在沈陽玻璃研究所有自己的專業，後來她所在研究所成功研究出人造金剛石，單位經濟效益挺好的。但隨我到624所後就沒法搞自己的專業了，因為沒有對口的工作，她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專業，隻好轉行搞應變片高溫膠，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學起。
還有一件事，我感到很對不起老段的。那就是壓了她的職稱評定。在所裏評技術職稱時，我是所職稱高評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評審工作。老段是1963年畢業的，由於指標有限而申報的人很多，矛盾很突出，我就幾次動員她不要申報了。我對她說：“你要是報了，評你、不評你我都不好辦。”她聽了我的意見，兩次都沒有申報。
直到1967年前畢業的大學生都可以評上高工，算是“普度眾生”，進入最後的掃尾工作時期了，我對她說這次你可以申請了， ；等於到了掃尾才把她放進去。這對她的影響就是工資比同屆畢業的人低了兩級，退休金自然也要比人家低許多。對此，老段也看得很淡，沒有什麼怨言，當然這也是她對我的最大支持。
賢妻良母
老段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處事低調，在外麵從不張揚。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
現在我有時出差，人家邀請她一同去，她總是謝絕。我說你不要人家付路費，我們自己買票，因為我經常乘飛機，有時可以用積分換免票，但她也不願意去，總嫌太顯眼了。她說：“除非領導同意，而且帶夫人去的人比較多，我才去。如果沒有，我就絕對不去。”
在624所，大家覺得她不像領導幹部的夫人，無論辦任何事，從不打著我的旗號。她日常生活很節儉，小孩的衣服是打著補丁，自己的衣服也是打著補丁的。她堅持說衣服要穿爛了才換新的，否則就太浪費了。讓她給自己買好一點兒的漂亮衣服那是難上加難的事，弄不好要吵一下子。她現在好多衣服都是老款式的，也有六七十年代出品的，但總說這些還能穿。我說你現在穿出去人家不笑話嗎？她說有什麼好笑的？我不就是一個退休老太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