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先生是於1958年3月，實際上是以“充軍”的方式，把他發配到當時被認為是最革命的“大熔爐”——武漢，目的是要改造這位赫赫有名的全國“大右派分子”。當時，自上而下還交待了對曾昭掄先生的政策：“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生活上關心。”學校由一名副校長分工管理曾先生工作，每月談話一次，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我是這一年7月畢業留校任教的，被分配在新成立的元素有機化學教研室，曾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幸好，這個教研室基本上都是青年教師，我們對曾先生以師長相待，尊重尤加，從沒有把他當作“階級敵人”看待，甚至沒有絲毫的惡意。曾先生雖然是被“下放”到武漢大學的，但無論是對於他或是對於我們這批青年教師，都是因禍得福。就曾先生而言，他本是一個書生，得以重操舊業，從事化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並從中得到慰藉。對於我們來說，能有幸拜教於這位名師，在他指導下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的確是機會難得。因此，我們都十分珍惜這種特殊原因組成的師徒關係，並決心幹出一番事業來。
根據曾先生的建議，在元素有機化學研究大方向之下，成立了有機矽化學科研組、有機氟化學科研組、有機膦化學科研組、有機硼化學科研組和元素有機高分子化學科研組，分別由當時都不到30歲的幾個年輕教師擔任科研組組長，我被指定為有機氟化學科研組組長。當時國家沒有給我們下達科研任務，由我們結合國防、工業建設的需要和基礎理論自己選題，自行進行研究。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精神的鼓舞下，曾先生率領我們這批青年人，奮戰在各個研究領域裏，打破了武大化學係的教師們長期不作研究的“萬馬齊喑”的局麵，不僅對於化學係而且對於全校，興起研究的風氣，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影響是深遠的。
我作曾先生的科研助手，前後兩段共四年多的時間。自1958年8月至1960年12月，在曾先生的指導下，我們有機氟化學科研組共5人，先後開展過聚四氟乙烯和氟油的研究，由於這兩項研究所需的原料和設備，在當時的武漢不能解決，因此被迫中斷。後來改為研究含氟航空滅火劑，於1960年獲得了成功，並完成了中間試驗，建立了化工廠，批量生產含氟航空滅火劑，廣泛用於新疆油井、東北森林、飛機、艦艇上的滅火。這項成果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特等獎，它凝聚著包括曾先生在內的眾多人20年所付出的心血。
1961年元月至1963年7月，我在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攻讀副博士學位研究生，師從國際著名有機氟化學家克努揚茨院士。這是根據曾先生的建議選定的，他對我抱著很大的希望，期盼我學成以後，為發展我國的有機氟化學和有機氟工業作出貢獻。然而，由於國際變故，我被蘇方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被迫中斷學習回國，重新回到了曾先生身邊，直至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暴發之前。
在這兩年中，根據曾先生的安排，我一邊從事科學研究，一邊參加由他任主編《元素有機化學》一書的編寫工作。我是擔任這套大型參考書《元素有機化學》第二分冊《有機氟化學》的撰寫，經過一年半的艱苦的努力，一部25萬字的書稿，終於在1965年3月殺青，經曾先生審定後交給科學出版社。由科學出版社委托專家審查通過，由責任編輯作了編輯加工，於年底發至印刷廠排印。至1966年春，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有機氟化學》的出版工作也被迫停止，原稿部分散失，以至最終未能補充修改出版。這與曾先生的遭遇相比，隻是一樁小事，文化大革命不僅剝奪了他的自由，最終還奪去了他的生命。
我作為曾先生的助手，雖然時間不算太長，但受到的教益卻是很多的。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12個字上：“道德文章，勤嚴治學，開拓創新。”首先是道德文章，對此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把它作為一詞意來理解，每個知識分子，都要學好修身這一課，作好道德這篇文章；二是把它作雙詞意來理解，道德文章分別代表道德修養和學術文章兩方麵的內容，每一個文人都要一肩挑兩頭，既要有高尚的道德又要有高深的學問。古人說：“身高為師，學高為範”，而曾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大師，他的熾熱的愛國之情、獻身科學的精神和潔身自好的美德、堅實的理論功底、嫻熟地駕馭多種外語的能力和下筆如有神的才思等，都為我們樹立了楷模，無時不激勵著我奮發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