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勤嚴治學，勤與嚴是相輔相成的。“勤而不嚴必疏”，而“嚴而不勤必惰”。同時聰與勤，有時又是難得兩全的，聰慧的人往往不勤奮，而刻苦的人往往又缺乏天資。如果一個人既聰明又勤奮，那簡直是“如虎添翼”，而曾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不多見的著名化學家。對於一位年屆花甲的老人，從清早到深夜不倦地工作，決不浪費分秒光陰。為了節約時間，他中午不回家，就到餐館吃一碗麵條。他每晚都要到圖書室閱覽國外文獻資料，在漆黑的夜晚，沿著半山腰的小路回家，不止一次發生碰到樹上或跌倒在溝渠裏的不幸事故，但這一切都沒有難倒他。他的這種精神，極大的激勵著我們青年人上進，也催產出了更多的科研成果。
再次是開拓創新，要不斷有所發明、有所創新。曾先生在武大工作近10年，但有效工作僅有7年時間，這是開拓新領域的7年，他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元素有機化學專業，開展了許多興新領域科研項目，招收研究生，培養進修教師，開設選修課等等。曾先生的創新精神，對我影響很大，逐漸地使我養成了一種“求異、求變、求新”的思維習慣。後來我提任了學校的領導工作，開始轉向研究創造教育，著力培養創造性的人才；同時，率先在全國開展金屬有機固體光電子材料的研究，這一切都與受到曾先生創新思想影響有關。
曾先生離開我們已經32年了，當我們緬懷他的業績、追思他的教誨，特別是回想起他所遭受的不幸，我的內心總是極不平靜。曆史雖然已經過去，但我認為，應當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肅清錯誤的影響，這對於辦好武漢大學，乃至於發展我國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都是十分必要的。
緬懷曾先生的教曾和對我們的啟示，概括起來，主要有：（1）一定要堅持“把大學辦成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學研究中心”的辦學方針。
關於“兩個中心”的辦學思想，最早是於1809年德國的著名教育改革家洪保提出的。美國人一向對新思想是很敏感的，他們很快引進了德國的教改經驗，倡導在美國辦研究型的大學。目前，世界著名大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研究型大學，而且大多數都分布在美國。
曾昭掄先生早於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提倡高等學校要既搞教學又搞科研。50年代在教育部和高教部主管理工科大學工作期間，又堅持這一辦學方針。1957年他在民盟中央主持起草的《關於有關我國科學體製問題的幾點意見》中，也體現了要把大學辦成科研和教學兩個中心的思想。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這一真知灼見，被誣蔑為向黨進攻的“毒箭”，而因此遭受罹難。既便如此，曾先生到武漢大學後，仍堅持既搞教學又搞科研，親自實踐“兩個中心”的辦學思想，對隻搞教學、不搞科研的保守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武漢大學是一個衝擊。
實踐已反複證明，“兩個中心”的辦學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阻力和幹擾還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一是對“兩個中心”的認識問題，相當多的學校的作法是，分配一部人專搞教學，而另一部分人專稿科研，以為這就是實現了“兩上中心”的模式。其實，這不是結合，是兩張皮，對於每個教師來說，依然還是單打一。真正的教學與科研相合，必須要落實到每個教師身上。對於一個教師來說，如果隻搞科研而不搞教學，那是一個未履職的教師；反過來隻搞教學而不搞科研，那是一個不合格的教師；二是如果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兩個中心”上，為國家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和擔負起科學研究一個重要方麵軍的作用，而是花費很大的精力搞成人教育、函授、自學考試、辦封閉班和從事一些鄉鎮企業都可以開發的技術項目，這實際上是放棄了重點大學的奮鬥目標，也是違背要把重點大學辦成“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辦學方針。
（2）一定要糾正宗派主義的用人路線，堅持“用人唯賢”，集天下英才而用之。
曾先生早年就學於清華，留學於美國，長期在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和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他來到武大似有摻沙子的作用，但是絕非幾粒沙子所能夠鬆動。配備領導班子，選拔科研助手，如果不論才華，按照“唯親”和“唯順”標準挑選，不僅做不到“遠緣雜交”，而且會使優秀人才受到壓抑或打擊，振興教育和科學的目標就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