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紙恩詔自然查無下落，但“皇父”之稱，確是史實。二、張煌言之詩。張煌言《蒼水詩集》有一首“建夷宮詞”：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
張煌言是清初人，與多爾袞同時，他的著作是禁書，清末才得以問世。人們讀到此詩，認為流傳了幾代的太後下嫁故事，終於找到了確鑿的證據。
三、太後之葬。孝莊文皇後死後沒有按慣例祔葬皇帝，或葬在帝陵附近，而是獨自葬在了遠離盛京（沈陽）皇太極昭陵千裏之遙的東陵之外。這在清朝帝後墓葬中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為什麼？難道不是由於她曾下嫁多爾袞的緣故嗎？多爾袞既成叛逆，她以國母之尊自然不能祔葬；她既已改嫁，又如何得以祔葬昭陵？
以上三條，均有史家提出異議。其一：“皇父”，亦有“尚父”、“仲父”之意。“尚父”、“仲父”是古時君主用以尊臣的稱呼，意為可尊尚的父輩，並不是君主本人的父親，因此“皇父”之稱不足以作為太後下嫁之證。況且，清朝屬國朝鮮的《李朝實錄》中隻記有君臣對攝政王“皇父”之稱的議論，並無“太後下嫁”的記載。如多爾袞認為太後嫁他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需要避諱的話，就該連“皇父”一並避之，不必以“皇父”之稱詔告天下。如不以為然，又是因太後下嫁而得稱“皇父”的話，就該首先以太後下嫁明告天下，不必諱之。或者認為可能原有此告，後清朝為保全太後名節刪去了。那麼朝鮮作為屬國，又是在多爾袞正紅的時候，他們的《李朝實錄》似沒有必要為太後隱諱其嫁多爾袞之事。
其二：張煌言雖與多爾袞同時，但他是南明抗清名臣，遠離北京，又怎麼知道他不是抱有成見，聽信傳言加之想象，揮灑成詩？況且若如詩中所言，果有因太後下嫁，春官進大禮儀注之事的話，那麼，皇帝從無父到有父，豈不應比大婚慶典更為鄭重？但為何又無此記載呢？
其三：清代在已有一後與帝合葬的情況下，不祔葬的皇後並非孝莊文皇後一人。如世祖孝惠後葬孝東陵；世宗孝聖後葬泰東陵；仁宗孝和後葬昌西陵等。
而其中隻有第三條，又有史家提出了有力的駁論：後妃死於皇帝安葬之後，確無祔葬可能。但清代未祔葬諸後均葬於“風水牆”之內，唯有孝莊文皇後葬於“風水牆”之外。
且孝莊文皇後死後三日，方傳其遺詔，將慈寧宮東王殿拆遷孝陵近地，作為停放靈柩的“暫安奉殿”（據東陵附近的故老相傳，該宮四壁刻滿了太後下嫁時百官的賀詞）。康熙並未為孝莊文皇後發喪，令天下舉哀，卻將她的靈柩在“暫安奉殿”“暫”放了三十餘年之久，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始大葬”，雍正詔令就地建昭西陵，將其送入地宮，而雍正本人卻未親臨祭奠。
這樣，康熙作為當事人的“太後之葬”，就成了解開“太後下嫁”之謎的關鍵。康熙對祖母孝莊文皇後的感情極其深厚，這不單是在於他自幼得助於孝莊後的慈撫嚴教，也不單是在於他因孝莊文皇後的力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更重要的是，隨著歲月的流逝，他日益深深地認識到祖母人格的偉大。
是的，關於一個女人風流逸事的傳言，往往與她的聲名事業成正比。孝莊文皇後一生經曆三朝政局變幻，輔佐順治、康熙兩個幼主皇帝，晚年又協助康熙進行統一大業，是清朝舉足輕重的開國元勳。她不喜弄權，康熙八歲即位時，有人曾上疏十款，以宋代太後臨朝稱製的先例，請她垂簾聽政，遭到她嚴厲斥責。
是的，孝莊文皇後是鳳族的代表。正因為她是鳳族的真正代表，她可以同龍文化進行血與火的碰撞，不惜犧牲自己的愛子；正因為她是鳳族的真正代表，她可以同龍文化進行水與乳的交融，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康熙即位的一切，都是孝莊文皇後一手安排的。從她使首先揭發多爾袞罪行的蘇克薩哈成為康熙四輔政之一，到將蘇克薩哈所在正白旗抬入上三旗以削弱兩白旗、加強兩黃旗的措施，乃至最先清算多爾袞及其黨羽的決策，均出自她手。無論她曾下嫁多爾袞或曾為多爾袞的情婦，此舉於她個人的影響又怎樣呢？
康熙親政以後，她一方麵勉勵康熙：“祖宗騎射開基，武備不可馳，用人行政，務敬以承天，虛公裁決。”一方麵告誡康熙：“古稱為君難。蒼生至眾，天子以一身臨其上，生養撫育，莫不引領，必深思得眾得國之道，使四海鹹登康卓，綿曆數於無疆，惟休。汝尚寬裕慈仁，溫良恭敬，慎乃威儀，慎爾出話，夙夜恪勤，以祗祖考遺緒。”
龍鳳文化已集於她一身，孝莊文皇後美貌端莊，有一副慈母、慈祖母的柔腸。沒有人比康熙更了解，她為了鳳族，為了自己的子孫和大清朝，做出了多大犧牲，忍受了多大痛苦，承擔了多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