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瘤在擴散人雲“英雄途窮”、“美人遲暮”體現了人世間最為悲哀、痛苦、寂寞、複雜的情感，這種情感或許可以比擬康熙晚年的心態。康熙五十歲以後，身體每況愈下，自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以至於形神憔悴，怔忡健忘，“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
更糟糕的是，他極其鬱悶、沮喪、神不守舍。他為自己麵對波濤洶湧的大江，竟然生心悸之感而羞愧、自責、無地自容；為多年相隨的老臣相繼乞休、謝世，帶走了他最輝煌的黃金時光而痛哭流涕、茫然若失。他悲涼淒楚，痛苦得無可言狀，甚至說：“為臣者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歸養，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憂勤一生，卻無偃息之地可退。諸臣視君‘如駕車之馬，縱至背瘡足瘸，不能拽載，仍加鞭策，以為爾即踣斃，必有更換者，惟從旁笑觀，毫無一人憐恤，俾其更換休息者。’”
連朝鮮君臣都已看出：“皇帝（康熙）詔書辭旨荒雜無歸宿。”“皇帝所製歌詞語甚淒涼，其誌氣之衰耗可見矣。”
比較途窮的英雄、遲暮的美人，康熙晚年的心態也許要更為悲哀、痛苦、寂寞、複雜，這毋寧說是他內心無可排解的憂慮與困惑的表現。中西屏而對峙，暫無碰撞，然而最腐朽的毒瘤卻在新的龍之軀擴散。康熙憂慮“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至於萬事隳壞，而後必然招天災人害雜然並至”，擔心各級官吏“見朕血氣精神漸不如前，因以為奸”，而使其五十餘年太平天子的憂勤苦衷付於東流。
他的憂慮和擔心，太快地成為了事實。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土地兼並出現了迅速上升的勢頭。江蘇“百年田地轉三家”的俗語，變成了“十年之內，幾易其主”。大官僚徐乾學僅在昆山一縣便占田千餘頃。浙江農民“多佃種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安徽淮南江北出現了“坐擁一縣之田，安然食租衣稅”的大地主，土地“為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廣東有“田數十百頃的大地主”。
山西有號稱“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的大地主。河南有所謂“田連四邑，畝以萬計，東西南北各十裏”的大地主。
……土地兼並與資本主義的壟斷，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立足於生產；前者立足於消費，或者說揮霍。
土地兼並，是中國傳統社會周期性危機的第一個鏈環，緊接其後便是：自耕農破產，流民增加，佃農隊伍受流民擠壓，田主“鏟佃增租”，佃農隨之破產，國家稅源枯竭，經濟生活窒息，社會危機總爆發。
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正額錢糧之外的附加稅——火耗加派出現了迅速上升的趨勢。
清朝實行低俸祿製度，一二品的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歲俸銀僅一百五十兩至一百八十兩。中下級官吏更低，一個七品縣官一年隻有四十五兩俸銀，區區官俸，本不足以維持官員的家庭生活及龐大幕府的費用支出。經濟繁榮，更刺激了各級官員享受的欲望，區區官俸甚至不足以他們一衣一食的費用支出，於是州縣官取一分為限的火耗，意在養廉。
然而，火耗，能夠養廉嗎？火耗的數量，能夠限製嗎？江蘇火耗率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湖南火耗率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山西火耗率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陝西火耗率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山東河南火耗率占正額錢糧的百分之八十。火耗加派加劇了國家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地主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加重了整個社會的心理負擔，加大了政權與人民的距離，成了爆發社會總危機的催化劑。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官吏貪汙舞弊之風愈演愈烈。
上層集團中的明珠、索額圖，一個是“簠簋不飭，貨賄山積”，一個是“貪侈傾朝右”。徐乾學、高士奇，一個是“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一個是“萬國金珠獻澹人（高士奇）”。又有如戶部尚書希福納等官吏貪汙銀兩二十餘萬，其屬下堂司官等貪汙四十餘萬兩等。
中下級官員亦不示弱，鳳陽知府蔣國正勒索下屬銀一萬餘兩，閿鄉縣令白澄貪贓六萬餘兩，宜陽縣令張育徽貪贓四千餘兩等。
康熙亦說：“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可細究乎？”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九日，辛卯科江南鄉試榜發。謝恩，進謁，歌《鹿鳴》，跳“魁星”，亂哄哄的“搶宴”……一陣喜怒哀樂的吵鬧喧囂過後，隻剩下蕭瑟秋風卷落葉，在略已破舊的桂榜前打旋。人們冷眼看到，文理不通，卻有後台的吳泌、程光奎等赫然榜上，其餘除蘇州中式十三人外，多數為財大氣粗的揚州鹽商子弟。激憤之火在暗中蘊集燃燒，串連蔓延。終成熊熊之勢，噴發而出。
二十四日，憤怒的蘇州生員在玄妙觀前聚集了一千多人，捶胸頓足聲淚俱下地聲討鄉試中的賄賣舞弊行為。接著，鼎沸的人群由廩生丁爾戩帶頭遊行於市，他們爭作詩詞、歌謠、對聯，寫成揭帖標語，到處張貼。其中有“能行五者是門生，賄賂功名在此行，但願宦囊誇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績，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皂白，聖門學者盡遭坑”的諷刺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