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將財神像抬入府學，鎖入明倫堂內，用紙將貢院之匾上“貢院”二字糊上，代以“賣完”二字，兩邊大書用兩位主考（主考副都禦史左必蕃，副主考翰林院編修趙晉）之姓編成的對聯：“左丘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兩江總督噶禮以誣告罪逮捕了丁爾戩等，主考左必蕃、江蘇巡撫張伯行則分別奏報科場有弊，康熙派吏部尚書張鵬翮會同噶禮、張伯行，以及安徽巡撫梁世勳詳審。審理過程中，新舉人吳泌、程光奎已供認了請托、賄買之情；官方也已得到了贓銀八千兩、賄金十五錠的線索，但噶禮卻為之開脫。張伯行以考前即風聞總督噶禮攬賣舉人，現噶禮如此舉動，又有噶禮欲索賄五十萬兩保證結案完事的傳言，奏請將噶禮解任嚴審。噶禮堅決否認，反劾張伯行挾嫌誣陷、通賊徇私、監斃人命及包庇《南山集》案等七大罪，並請與張對質。
江南都撫兩大臣互訐，成了轟動天下的奇聞。這其中又有滿漢之爭，又有朋黨之爭。康熙將二人一並解任，新的風潮又起。噶禮的支持者連續罷市，投書蘇州織造衙門，要求題請噶禮留任，並關閉城門、將噶禮大門用磚石堵塞，不讓他出門交還總督印信。張伯行的支持者則滿街滿城張貼歌謠、揭帖，歌頌張伯行的德行，並赴各衙門投遞呈文，強烈要求張伯行留任。
奉旨審理噶禮、張伯行互參案的吏部尚書張鵬翮、漕督赫壽，自認為他們明白康熙好惡與判斷：能臣噶禮是真小人，是滿人；庸臣張伯行是偽君子，是漢人。因而偏袒噶禮，擬張伯行革職，噶禮免議。
康熙另派戶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審，仍同前議。
吏部議複，還是“擬張伯行革職，噶禮免議”。康熙心如明鏡般地清醒，一樁樁往事曆曆在目。入直南書房的近臣徐乾學即曾自科舉“招搖納賄”。所謂“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一次，徐乾學表弟翰林楊某上朝時與徐乾學相遇，徐乾學問：“想主順天府鄉試嗎？”
楊某答道：“那當然求之不得！”徐乾學悄聲道：“如此，有名士數人，切不可使落第！”當晚，楊某就收到了徐乾學送來的一個小紅封，裏麵是一張名單，而第二日楊某任主考的諭令也隨即發布了。楊某照單取士，京師大嘩。
這些，康熙從貼滿街市的匿名揭帖中得知，他本想親自嚴審，但徐乾學派人向他稱賀：“國初以美官授漢人，漢人且不肯受，今漢人營求科目，足見人心歸附，可為有道之慶。”
於是他默然。他寬容了徐乾學，保全了徐乾學。在群臣交劾、人贓俱在的情況下，並不作處理，隻是給假，讓徐乾學回籍省墓，帶書籍“回家編輯”。當徐乾學在家繼續勾結地方官加派聚斂，又受彈劾時，他更以徐乾學已“解職投閑，尚複吹求不已”，事涉“娼嫉傾軋”、“伐異黨同”、“飛誣排陷”，而降諭製止。
他難道隻是出於“書房師友”之情嗎？康熙三十八年，再次從科場發難，巳卯京闈，賄賂公行。中式者多為大臣子弟，落第士子編造歌謠“老薑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其時主考為李蟠，副主考為薑宸英），散發傳單，指斥正副考官“納賄營私，逢迎權要”。
那篇“士子揭世文”以公開點名的方式，將科場醜行全麵曝光，至今還狠戳康熙胸臆：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位。大學士王熙、李天馥為子孫納賄三千；工部尚書熊一瀟、左都禦史蔣宏道、湖撫年羹堯為其子納賄上萬；史貽直、潘維震因其父分別為浙江主考和福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韓孝基、張三第因其父現居官禮部，恐複查試卷敗露行藏而將二人全取……又有托門子、走關係的，捉刀的，代筆的，花錢買籍的無所不用其極，而徽商、鹽商、家有巨萬的財主子弟也無一不納賄得中……康熙仍舊寬容了他們，保全了他們。在群情洶洶、切齒言殺的情況下，雖將李、薑革職，卻諭令複試後再行定奪。翌年，康熙親自複試順天巳卯科舉人，得出了“俱能成文”，前此風波不過是“落第者在外怨謗，勢所必有”的結論。
他難道看不到那些公開的、其醜無比的隱情嗎？至於噶禮，這位清朝開國功臣何和禮之後、康熙乳母之子，可稱得上是跋扈弄權、貪贓枉法的典型。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後，先已有禦使劉若鼎彈劾他貪得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後又有平遙民人郭明奇等列款呈請禦使台入奏，控告他通省錢糧每兩勒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等地虧空外，四十萬兩吞為己有，另有索賄分贓、受賣關節情形。
他還是權作相信了他，回護了他，將劾奏禦使以誣告分別褫革降調，於四十八年擢其為兩江總督。
他難道心中沒有數嗎？
不，他隻是希望“靜”，希望穩定，他多次訓誡即將赴任的都撫大臣：“安靜則為地方之福，凡貪汙屬吏當先訓誡之，若始終不改，再行參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