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大學裏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養公民，而是用管製的方法造就順民，那麼這個共和國就有名不副實的可能。
現在的學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學生會”是什麼意圖了。其實，學生會的全稱是“學生自治會”。它原本是學生自由組合的自治團體，並不像現在這樣，好像是學校的一個附屬機構。
說起學生自治，我想起幾年前去北京的幾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報到。新生入學，是各大學最忙亂的時候，許多院校都動用了保安人員來維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麵，護送新生的家長熙熙攘攘，跑前跑後，忙得不亦樂乎；另一方麵，與忙忙碌碌的學校各職能部門相比，學生會顯然要清閑得多。麵對這種狀況，我心中掠過一絲悲哀，我想，當年清華大學的新生入學時，是由老同學接待，並舉行一種名為“拖屍”的有趣活動。為什麼如今的學生就如此無能，如此被動呢？
後來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時期寫的一篇文章，是談學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問題答案。陶行知說：從國家來講，公民自治是共和國的立國之本。共和政體與專製政體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組成，後者由被治的順民組成。就社會而言，順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則可太平。危險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已經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沒有實行自治的能力，那將是最可怕的一種局麵。因此在學校中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是達到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們的大學裏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養公民，而是用管製的方法造就順民，那麼這個共和國就有名不副實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還就學生自治的利弊、範圍，以及它與學校的關係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學校中實行學生自治不是為了爭權奪利，不是為了駕馭別人，更不是要與校方分庭抗禮。學生自治的目的，一是為了培養獨立的人格，以改變專製時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師長包辦的習慣；二是為了讓學生關心公眾幸福、承擔共同事務、明辨公共是非。他強調，凡是願意做共和國公民的學生，隻要大家不願爭權，而願服務，不願淩人，而願治己，不願對抗，而願協助，不願負氣，而願說理，就能把學生自治搞好。
抗日戰爭開始後，潘光旦隨清華大學遷往長沙，然後又遷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大。正因為如此，才使中國教育弦歌不絕，才使中國學術文化得以延續。不久，潘光旦在《學生自治與學生自治會》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許多大學，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漸能比較的安居樂業起來了。學生自治的呼聲與自治會的組織就是比較能安居樂業後的一種表現。這是憂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