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與美育
蔣夢麟初到美國，就讀於位於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亞大學。學校環境非常幽美，課餘生活也很豐富。“離劇場不遠是運動場，校際比賽和田徑賽就在那裏舉行。青年運動員都竭其全力為他們母校爭取榮譽。……‘健全的心寓於健全的身’——這就是古希臘格言的實現。”另外，校園的一個大門上有許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體雕像，圖書館閱覽室裏也有希臘女神的裸體塑像。蔣夢麟初次看到這些雕塑，心裏非常疑惑，不知道為什麼學校當局竟把這些猥褻的東西擺在智慧的源泉。後來他聽到一位倫理學教授說，讓女學生們多看一些男人的裸體像，可以糾正他們忸怩作態的習慣，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於完美的身體。
在美國，他還逐漸認識到美是希臘做人的中心點，正因為這樣，才產生了美學和許多偉大的美術作品，從而使希臘文明成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因此，把體育和美育結合起來，讓它們齊頭並進，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麵發展，才是教育的真諦。從這個角度來看，把體育和美育當作一種素質教育，仍然帶有功利主義的印記。這也是蔡元培主張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在加州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教授。關於實用主義，他記得老師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一件事若過於注重實用，就反為不切實用”了。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市中心，因此他經常到鄉下度假。他發現在鄉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種愉快；在城市住久後，到了鄉下也會感到清新可愛。這是因為環境改變會引起心理變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所謂審美疲勞。
1917年蔣夢麟學成回國後，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教育雜誌》編輯和《新教育》雜誌主編。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文章，集中闡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個人的價值在於他的天賦與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這種價值，讓每個人的特性發展到極致。智育、體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思力至其極。我身體能發育，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體力至其極。我能好美術，則極我之能而培養我之美感至其極。我能愛人，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愛情至其極。”他還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類社會才有自由、平等、民權、共和、選舉權、代議製和言論自由等製度設計。否則，統治者就會“視萬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論自由’？何所用其‘選舉權’乎？”
蔣夢麟認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因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著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產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於樂’的傳統信念。高尚的道德基於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歌。”
教育與和平
蔣夢麟留美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此他對戰爭與和平有過深入的思考和體會。1919年他學成回國後，曾撰寫《和平與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質等問題，可以視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開門見山指出，所謂和平，是正義的同義詞。有正義就有和平，倘若正義掃地，雖然沒有戰爭，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種苟且偷安。從這個角度來看，統治者標榜的我國人民素以愛好和平著稱，其實是為所謂牧民政治開脫。因為在專製製度下，老百姓僅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會殺而食之，於是就出現暴政；暴政日久，必然會導致羊瘦，於是牧人就繼續放牧，推行仁政。這就是中國曆史一治一亂的根本原因。
蔣夢麟認為，要改變這種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環，就必須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麵是平民主義政治或曰民權主義政治。這種政治的目的是要增進平民的能力和知識，使每一個人都養成健全的人格。隻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中國和俄國，是因為中俄兩國沒有平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德國向世界宣戰，最終歸於失敗，也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製度沒有美國和其他協約國優越。因此他認為“強國之道，不在強兵，而在強民。強民之道，惟在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所謂教育，就是為了“達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