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他指出：中國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為平民主義教育，必須從三個方麵去努力：第一，要養成獨立不移之精神，改變過去那種萎靡不振、依賴成性的惡習。第二，要養成健全之人格，改變以往好學者讀書，讀書愈多，而身體愈弱的傳統。第三，要養成精確明晰之思考力，改變平時凡遇一事，或出於武斷，或奴於成見，或出於感情的毛病和喜歡用差不多來判斷事物的習慣。
在這篇文章中，蔣夢麟還分析了中國社會進步應該采取的三項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築道路，振興實業；三要獎勵並推進學術。他認為前兩項屬於物質方麵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溝和豬圈的孩子，隻能是皮黃骨瘦、精神疲倦、做事萎靡；後一項則屬於精神領域的進步。他說：“學術者，一國精神之所寄。學術衰，則精神怠；精神怠，則文明進步失主動力矣。故學術者，社會進化之基礎也。”但是，由於我國在學術方麵曆來有漫無係統、重視應用、專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學術研究不是出於興趣，而是為了應用。這種主次顛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製了學術的創新能力。
為了進一步說明如何才能推動學術進步，他還用經商和做人作比，“夫對於金錢不忠實，不可以為商。對於行為不忠實，不可以為人。對於知識不忠實，其可以言學術乎？”因此，欲求學術之發達，必先養成知識的忠實。養成對知識的忠實，是做學問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適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也是這個意思。
在文章的結尾，蔣夢麟總結道：“以正義為先導，以養成健全之個人進化的社會為後盾，張旗鳴鼓動，勇猛前進，此即所謂為和平而戰也。戰而勝，則平民主義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與教育之關係，如是如是。”
職業與文化
蔣夢麟留學歸來，剛好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倡導職業教育是當時很有影響的社會時潮之一，麵對這一思潮，蔣夢麟非常冷靜。他認為職業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為除了職業教育之外就沒有其他教育，或者說所謂教育就是職業教育，那就大錯特錯了。
為了糾正這種錯誤認識，他寫了《教育與職業》、《職業教育與自動主義》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國家有問題，故有國家教育；社會有問題，故有社會教育；個人有問題，故有個人教育；職業有問題，故有職業教育。如果有關問題不能解決，那就是教育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職業教育，不過是教人“操一技之長而藉以求適當之生活也”。但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在職業問題之外還有許多問題，它最終還需要通過文化教育來解決，這就是普通學校應該承擔的功能。因此職業教育並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認為“學校非專為職業而設，舉學校而盡講職業教育，則偏矣。”
對於類似偏頗，蔡元培也多有提醒。1920年10月，蔡元培應《法政學報》的邀請，為該學報創刊一周年致詞說：“從前法政大學，大抵都是用一種官僚教育、職業教育。他們的旨趣，就是要學生不請假、把講義背得熟，分數考得好，畢業後可以謀生便罷了”。這種職業學校是專為畢業以後得飯碗的，確無研究學理之必要。如今你們辦《法政學報》至少有三個好處：第一，可以提高學生研究學理的興趣；第二，可以引發學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學生養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這些，都有利於擺脫職業教育的惡習。隨後，他赴歐洲考察，途經新加坡參觀一所中學時，又做了題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講演。他說，“職業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樓建成，才發現地基不穩，就來不及了。他認為，普通教育的宗旨，並不僅僅是讓學生變得有用，而是要讓他們養成健全的人格，發展共和的精神”。由此可見，蔣夢麟和蔡元培對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