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蔣夢麟還把職業人才分為自動的和機械的兩種人才。前者具有遠大的目光，進取的精神和“事事圖改良、著著求進步”的作風；後者則是隻“具一藝之長，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隨之”的人。他提出高等專門學校要培養自動人才，使之成為工業社會的領袖，中等職業學校則應該培養機械人才，為工業社會培養優秀工人。
個人與社會
蔣夢麟認為共和國的作用，就是尊重並保護個人價值；教育的目的，則是為了發展個性，培養特長，進一步增加個人價值。為此，就必須對教育學有所研究。他指出，作為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教育學分為個人與社會兩大部分：就個人而言，為了滿足發展個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學、遺傳學、衛生學、心理學、論理（邏輯）學、美學等諸多學科；從社會來看，為了滿足發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種學、曆史學、地理學、倫理學、政治學、群學等許多領域；此外，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離不開自然界，因此教育學還涉及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和物理化學等其他科學。因此他說：“有真學術，而後始有真教育，有真學問家，而後始有真教育家。……無大教育家出，而欲解決中國教育之根本問題，是亦終不可能也。”這裏所謂大教育家，顯然是通曉各門學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則不可以研究教育。”
蔣夢麟晚年在回憶北大的學術自由以及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和魯迅兄弟以後，謙虛地說：“有人說北京大學好比是梁山泊，我說那麼我就是一個無用的宋江，一無所長，不過什麼都知道一點。因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藝發展的曆史，稍有空閑時，也讀他們的作品，同時常聽他們的談論。古語所謂‘家近通衢，不問而多知。’我在大學多年，雖對各種學問都知道一些，但總是博而不專，就是這個道理。”其實，像蔣夢麟這樣“一無所長”卻“什麼都知道一點”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讓那些“學有所長”的專家當校長，恐怕未必合適。
蔣夢麟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每一個人享受人生所賜予之完滿幸福，要享受這種幸福，還需要社會的開明和進步。因此他說：一方麵個人生活的豐富程度與社會的開明進步成正比，社會愈開明，則個人之生活愈豐富；另一方麵，健全的社會又需要健全的個人來組成。他主張社會進步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社會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會的肚量能包容新學說新思想；三是大多數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又來自教育的普及。與此同時，他認為社會的進步與每一個人密切相關。個人要推動社會進步，首先要有負責任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基礎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謂能思者，養成清楚之頭腦，並有肝膽說出其思想。所謂能行者，做事擔得起責任，把肩膀直起來，萬斤擔子我來當。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數人民能享文化之權利。傅斯年在回憶蔡元培的時候，曾披露過一個細節。當時他曾寫過一份匿名揭帖（小字報）挖苦一位同學，蔡元培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胡適一直主張用真名發表文章，也是為了表示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可見能不能負責任是檢驗人的與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