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辦校的旨趣和宗旨中說到，“我們的學校，……一方麵要具有社會的組織和互助的生活，一方麵要充滿了家庭的享受，大家都欣然無間，極力由敬愛而發生人格變化。”從這可以看出，匡互生的人格感化教育是由愛而發生的，那麼，愛是他人格教育的核心就不言而喻了。
實現改造社會
匡互生倡導人格教育，實行互助生活，這是手段，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當時匡互生所處的社會，政治、教育均已積弊太多，其腐敗無法改良，因而他創辦的立達，“既不是受了官廳的委派，也不是受了資本家的資助”，而“另辟新徑”。這種另辟新徑就是“思想改造”、“人格改造”為主要內容的人格教育。立達學校是匡互生夢寐以求的一種“新徑”——教育的新模式。這種新模式實行由民主、自由、引發，因而不設校長，實際上校務委員會（先稱輔導師委員會）的主任起到了校長的作用，因此有些學生稱主任匡互生為校長。他為了擺脫官辦教育的“牽製”、“脫離圈套”，於是找到了這麼一塊“自由耕耘”的園地。
早在1918年6月，匡互生的好友毛澤東剛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時，曾與蔡和森等人跑遍嶽麓山，想找一個地方建立“新村”試驗新生活。“此新村以新家庭學校與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讀書，人人平等”的新社會生活，終未實現。1920年，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之後，走上馬列主義道路，對這種烏托邦的新村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這條路，以武裝鬥爭終於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權。
而匡互生從1919年7月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後，在湖南一師、春暉中學任教不能實現，然後自辦立達學園，他這種以個人、學校社會連體的新村理想，雖取得一定成果，但對當時腐敗的政治、腐敗的教育並未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其原因：一是要改造腐敗的政治、落後的教育，不能脫離武裝手段而單純依靠教育所能做到的；二是個人與學校畢竟隻是國家一個微不足道的細胞，在龐大的政權機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無可否認，匡互生的人格教育思想仍有許多合理、積極的成份，對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和借鑒作用。
立達學園的辦學理念
民主辦校。立達不設校長，也不設校規，由教師、工友、學生各選代表組成校務委員會，學校重大事務均由委員會討論決定，再分交有關部門執行，使得立達所有師生都能樹立主人翁思想，養成民主習慣。立達也不采取教師聘用製，而是靠教改理想來吸引教師。隻要讚同立達辦學宗旨，能為實現立達宗旨而奮鬥者，經校務委員會同意後即可工作。這樣，立達集合了一大批有誌新教育的精英，如周建人、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豐子愷、葉聖陶、鄭振鐸、夏衍、易培基等都曾在立達執教。他們不僅自甘待遇菲薄，甚至無條件義務授課。很快，立達就以民主嚴謹的教學風格與優秀的教學質量在社會上享有盛譽。當時，魯迅已決定告別教壇，拒絕各校的聘請，可是，他卻接受了立達的聘請，僅就此例可知立達的成效。
課堂教學與自由發展相結合。匡互生認為“教育的真義是引發而不是模選”。為此，立達提倡學生“自覺、自動、自治，以立自由之基礎”。學校自訂課程，自編教材。劉薰宇、周為群以新的體係編寫了一套數學教材為全國采用；朱光潛等精心選編了一係列新穎的英語讀物，頗受歡迎。立達高中部一度文理分科，後又開設藝術專修班和中國文學進修班。學園除英文必修外，還設有法語、意大利語、世界語等選修班。在教學方法上，立達重視學生在教學中的主動性，主張教師講授與學生自由討論相結合，鼓勵學生自由組織學習團體，學校的圖書館、實驗室全天開放，學生隻需登記即可使用。
教學活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1928年春，匡互生在學園後麵的空地增設了立達農場，並從美國引進優良雞種和蜜蜂良種，從事養雞、養蜂和園藝種植，供全體師生勞動實踐。1929年，匡互生又開辦農村教育科，分設養雞、養蜂和園藝三個專業，培養農村教育人才。1930年，農教科從江灣遷到南翔柴塘農村，實行半農半讀，成為一種特異的勤工儉學組織——工學社。工學社不同於一般的勤工儉學組織，它把學校生活當作是一種社會生活，工學社沒有雇工，全部事情由學生自己動手。學生除學習外還做一些社會工作。如工學社附設立達小學，招收附近農村的學齡兒童入學，設農友問病處為農民治病，並辦農民夜校和婦女識字班，有時還請農民來校指導學生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