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之深提掖之切
1919年，顧毓琇積極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上街遊行示威。在五四時期，顧毓琇就對胡適就有良好的印象。1921年清華10周年校慶，胡適曾到清華做題為《廢止國恥紀念之提議》的講演，當時顧毓琇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對此，他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
顧毓琇的五弟顧毓瑞，1929年曾在中國公學讀書，在校學習與表現，頗得中國公學校長胡適青睞。後來顧毓瑞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工作，胡適仍對他多方關懷，保舉他到當時外交部工作。顧毓琇為此極表感激，此事促使他們的友誼大力發展。
在20世紀30年代初，胡適與顧毓琇已是好朋友，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很融洽親近。他們的較多交往是在《獨立評論》雜誌社。
《獨立評論》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胡適與幾位朋友開始醞釀準備，於1932年5月22日正式出版的刊物。其主旨是：“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並隨時公布出來作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該刊公開申明：“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
顧毓琇是獨立社成員，他在晚年撰寫的紀念師友的短文中寫道：“在清華任教時，胡適之先生創辦《獨立評論》蔣廷黻、吳景超、陳之邁及本人時有機會赴北平城內聚餐，縱論時局危亟，距今已逾六十年。”
從1933年至1937年這四年間，顧毓琇作為既擔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又兼任教學科研多重任務的學者，在《獨立評論》上發表19篇文章。平均一年寫出約5篇文章，而且多是4000至6000字的長文，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胡適和編輯部同仁對顧毓琇的文章都很重視，如在顧毓琇發表的《建國的力量》一文的編後記中用了不少明確而有分量的語言，反複肯定他的看法與主張：“顧毓琇是清華大學的工學院院長，在本刊裏曾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提出培養全國的力量問題，而認為在培養時隻要大家站在一條線上追行，即使方向不甚齊一，並沒有什麼關係。這個看法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我們常想以中國之大，事事務求外觀齊整，若不能齊整便寧願禁止人辦，強著要辦的人便被中央認為是不肯團結，是眼光很短小，沒有認清事實的態度，實有矯正的需要。顧毓琇舉了許多實際問題來反複說明他的主張，尤值得注意，其他可舉的例子亦正不少：例如我們的大學教育，當局定了許多法規，令各大學遵守，雖則是取締劣校的一個方法，自亦有其難通的地方；又例如各省政府的組織係統之劃一，廣東中山一縣的收入便抵得過青海全省，然而廣東和青海的省政府都要有一樣的製度，豈非隻顧表麵不顧實際？顧毓琇提出這一點來是很中肯的。”
這樣的編後語在《獨立評論》中是不多見的，而在顧毓琇身上卻不止一次。表明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與主張，與胡適及其同仁的觀點相同，是一個聲音。
顧毓琇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川遊小記》，胡適在編後記裏又特別予以介紹：“顧一樵先生係曾在本刊投過幾次稿的顧毓琇，他是清華大學工程學教授，又曾寫過許多篇曆史戲劇。他現在四川做考察工作，他在專門方麵的考察，另有報告。這裏發表的是他記述風景和社會情形的遊記。”
令人注意的是，對於以發表政論時事為主的刊物，主編胡適不僅欣然發表了顧毓琇的長篇遊記，而且親自在編後記裏一再加以隆重推出，唯恐讀者把顧毓琇的大作忘了。胡適又在編後記提示：“顧一樵先生的《川遊小記》的第一、第二段登在‘獨立’第100號。”其關愛之深，提掖之切，有目共睹。
胡適是顧毓琇敬重的人。1933年，顧毓琇要出版《我的父親》一書時，請胡適在聞一多設計的封麵上題寫書名與作者名。胡適欣然答應他的請求，突破了名人隻題書名的老規定。1946年該書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時，其封麵上仍原樣保留著胡適所題寫的文字。
在此之前，胡適對顧毓琇已是很熟悉、很了解了。1934年9月16日《胡適日記》裏有“到清華大學顧一樵吃午飯”的記載。
顧毓琇與胡適莫逆於心的密切關係，有性情的因素，更有觀念的因素。1937年春，顧毓琇與胡適、蔣夢麟等12位教育界知名人士發表宣言：“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及舉動。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
胡顧兩人相交越久，關係更加非同尋常。1946年7月5日胡適從美國回到上海，顧毓琇當時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長，並在交通大學兼授電機及運算微積二課，特地與胡適長子胡祖望一道坐小船到吳淞口去迎接，其時已是傍晚，直至晚上9時才到達上海海關碼頭。顧毓琇的誠摯之心，已近親屬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