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思想
胡適對於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貢獻，還表現在他從理論上對高等教育問題進行的長期、係統的思考和探索上。
胡適目睹大學教育在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所起到的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度重視大學教育構成了他“教育救國”思想的鮮明個性。他曾在1915年2月20日與英文教師亞丹的談話中提到：“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暝目矣。”第二天又在筆記上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恥哉。”言辭雖不無偏激，但其愛國之情，卻溢於字裏行間。
這樣，對於中西社會文化強烈反差的切膚之感成了胡適大學教育思想的現實起點。而成為其理論思考切入點的，則是對於當時的留學問題的剖析。這最有代表性地表現在《非留學篇》這一長文中，胡適對於大學教育的許多觀點在這裏都有最初的表述。
胡適認為，留學情況的出現是中國社會近百年來積貧積弱的結果，是“吾國之大恥”。胡適認為，近百年來，“國威日替，國疆日蹙，一挫再挫，幾於不可複振”。而“西洋新文明之勢力，方挾風鼓浪，蔽天而來，叩吾關而窺吾室。以吾數千年之舊文明當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衄”。中國於是不得不“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作百年樹人之計，以為異日急起直追之圖。於是神州俊秀，紛紛渡海，西達歐洲，東遊新陸。康橋、牛津、哈佛、耶爾、柏林、巴黎都為我儲才之館，育秀之堂。下至東瀛三島，向之遣子弟速學於我國者，今亦為吾國學子問學論道之區！”數千年文明之古國，東方文明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麵受學，稱弟子國”。所以，胡適視“留學”為“天下之大恥”。
胡適分析了留學作為人才培養的一種途徑，在當時所具有的二重性。首先是留學作為“過渡之舟楫”，作為借鑒國外，振興中國的手段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其次，留學製度在當時也有明顯的不足，廢時傷財，事倍功半。
基於上述分析，胡適明確提出，留學是“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胡適說：“留學之目的，在於植才異國，輸入文明，以為吾國造新文明之張本……以己所無有，故不得不求於人；吾今日之求於人，正所以為他日吾自有之之預備也。”因此，“留學者之目的在於使後來學子可不必留學，而可收留學之效”，留學隻是“救急之計”，而絕非“久遠之圖”。“留學之政策，必以不留學為目的”，也就是說，“振興國內高等學校乃萬世久遠之圖”。
胡適提出建設和振興中國的大學教育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蓋國內大學，乃一國教育學問之中心，無大學，則一國之學問無所折衷，無所歸宿，無所附麗，無所繼長增高。”胡適的構想是“以國內高等教育為主腦，而以全副精神貫注之，經營之。留學僅可視為增進高等教育之一法以為造成專家學者及大學教師之計”，“以國內大學為根本，而以留學為造大學教師之計。以大學為鵠的，以留學為矢。矢者所以至鵠之具也。如是，則吾國之教育前途或尚有萬一之希冀耳。”否則，“若專恃留學，而無國內大學以輔之，則留學而歸者僅可為衣食利祿之謀，而無傳授之地。又無地可為繼續研究高等學業之計。則雖年年派遣留學，至於百年千年，其於國內文明無補也，終無與他國教育文明並駕齊驅之一日耳”。在《非留學篇》中，胡適還對在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發展中國的大學教育，發表了相當成熟和係統的意見。
胡適認為，政府在發展高等教育時，首先要明確，今日教育之惟一目的在於輸入新思想、新學術，經過淘洗去取、交流融合，“為吾國造一新文明。而要造就新文明，必先，先周知我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須知人與我相異之處果何在。然後可以取他人之所長，補我所不足，折衷新舊，貫通中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吾國今日之急務，無急於是者矣；二十世紀之大事，無大於是者矣”。這實際上是講的大學教育的目標和任務。而振興國內大學的具體途徑則有三：增設大學；大學增設畢業院（即研究院）；“大學中無論何科，宜以國語國文教授講演而以西文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