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除了上述“兩條戒約”外，胡適在1928年寫過一篇《治學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談到治學既要有科學的方法，又要有鮮活的材料。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鮮活的材料則是要擺脫紙上的學問，從故紙堆中走出來，到科學試驗室裏去尋找材料。隻有這樣，才能擺脫名教的影響，建立良好的學風。後來，他在學校以“怎樣醫治浪漫病”為題舉辦講座也談的是這個問題。他告誡學生：“浪漫病就是懶病，懶人沒有做學問的興趣，隻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學問。”
胡適重視同等學力不僅表現在聘請教授方麵，還表現在招收學生上。他雖然不管具體事務，卻對許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結束以後，教務處總要發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學生查詢文憑真偽，如果發現假文憑，便照章開除。但這件事操作起來十分不便。有的學校根本不存在，發出的公函隻能石沉大海；有的學校回信後，學生已經上了半個學期的課。他不忍心開除這些學生，便建議教務處看看他們開學後的成績，對學習好的從寬發落。然而教務處的人卻不願開此先例，“所以我們隻好硬起心腸來幹那‘揮淚斬馬謖’的苦戲”。後來，胡適還發現在學生遺棄多年的雜物中，有一個大學的公章和一枚校長的私章。這顯然是偽造證件的證據，然而作偽者早已畢業。
另外，他還聽說四川有位校長每次外出都要帶些空白畢業證送人。起初他還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讓他的侄子去考清華。他聽了很吃驚，說自己的侄子初中剛畢業，怎麼可能去考清華？對方說，一位朋友是中學校長，他可以辦一張高中畢業證。胡適氣憤地說：“我們家的子弟怎麼好用假文憑！”氣憤歸氣憤，但麵對這種情況，胡適知道這種文憑的確是“真”的，無論怎樣去查也不能證明其假。
胡適認為，這種狀況從根子上說與教育部有關。當年教育部廢除具有同等學力者可以報考大學的規定才使假文憑泛濫起來。如果不能容許具有同等力者報考大學就等於“政府引誘青年犯罪”，就不會從根本上消滅假文憑現象。
重視同等學力是胡適的一貫主張。1934年，他在《大公報》發表《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一文，把上述事實和想法寫了進去。1937年7月，他在廬山談話會討論教育問題時，又提出承認同等學力是“救濟天才，以阻止作偽犯罪”的好辦法。隻有唯學曆，才有偽學曆。看看胡適對同等學力的重視，對於如今治理辦假證現象，也應該有所啟發。
胡適在中國公學任職時間雖然很短，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卻可圈可點。從他對學校運動會的認識，我們就可以有所了解。
胡適從小體弱多病，不大喜歡運動。到美國後第一次觀看橄欖球比賽，在隊員的廝殺和拉拉隊助威聲中，他有些不習慣，心想：“這真是羅馬時代的角抵和鬥獸的遺風，很不人道的”。隨著對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認識到體育不僅可以鍛煉身體，對人格的養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約在1930年春季，中國公學要召開學校運動會，為了讓同學們踴躍參加，正確對待競賽中的勝敗，他親自撰寫運動會會歌。這首歌的歌詞如下：
健兒們大家向前，
隻一人第一，
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
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
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