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會開幕式上，他還致詞說：“運動會是一種教育，是一種訓練，不是一種遊戲。”他還說，“大家都在跑，而得獎的隻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時的成績，已經知道某人一定會奪得錦標，難道我們就不參加了嗎？不，大家還應該參加。有了我們的加入，他才會有第一；沒有我們的陪襯，他一個人算不得第一。正確的態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們搞我們的訓練；他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光榮。這才是真正的體育精神。”在開幕詞結束時，他還說：“祝諸君人人有光榮的勝，人人有光榮的敗！”
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可以看出體育比賽不僅僅是一種對抗，更是一種合作，所謂重在參與就是體育精神的具體體現。如果以為在國際比賽中奪得錦標就是光榮，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實是一種偏私狹隘的見解。用這種態度來對待體育，永遠也無法擺脫輸不起的陰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再過幾年，萬眾矚目的奧運會就要在北京召開，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小自運動員人格、大到國家的國格就會有缺陷。到那時，即便獲得更多獎牌，又有什麼用？
胡適倡導的體育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適用於體育比賽也適用於其他領域。1948年初，胡適得知李宗仁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認為這是實行憲政後的第一次大選，要多些人參加才能充分表現民主精神。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信，信中抄錄《中國公學運動會歌》的第一段，並且說：“第一雖隻有一個，還要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可見無論是體育還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參與”，不應該唱獨角戲。
1929年7月，中國公學18級學生畢業，胡適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講了一番話。
諸位畢業同學：
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隻好送你們一句話罷。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複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你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候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來，胡適針對一些人的想法，談到所謂沒有時間、不具備條件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你對自己負不負責任。在此基礎上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
這裏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上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解決“飯碗”問題，還是為了讓生命更有意義？如果把大學文憑當作“搶飯碗”（蔡元培語）的敲門磚，一旦文憑到手，就意味著萬事大吉。許多人以為自己不在研究單位就不需要做學問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單位，也對學問沒有真正的興趣。這恐怕是多少來我國“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實，即使是為了吃飯，學問也具有長久的競爭力，這是常態社會的通則，至於文革那樣的變態社會，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目前的社會機製不可能為年輕人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不要拋棄學問，乃是每一個人的最好選擇。何況，人生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找到一碗飯吃。
胡適認為，生命的意義是每個人賦予它的，“人生固然如夢，但一生隻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因此，要想“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而不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光陰，唯一的選擇就是不要拋棄學問。
一位校長能夠辦好一所大學，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誇耀。如果他在辦好大學的同時，還能時刻關注社會動向，履行文章報國的義務，才令人欽佩。也就是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不算什麼，“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才是英雄。
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號《編輯後言》中，提到要辦一個思想性刊物。這是由於《新月》是“專載長篇創作和論著的”，因此“我們幾個朋友”決定在這個月刊以外再辦一個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論》，由“平論社”發行，無非是想說幾句平正的話，表示一個平正的觀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