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使萬象更新，百業複蘇。象我這樣一個老朽，也如“枯木逢春”，精力有所恢複。作為一個終身從事會計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我，當然希望我的會計事業和教育事業在大好形勢下繼續下去，更希望我的弟子們能“請出於藍而勝於藍”，把立信會計事業發揚光大，並能在振興中華的年代裏，為四化建設大業作出更大貢獻。這對我的晚年將是個莫大的安慰！
自粉碎“四人幫”後，我就矯正了自己的學習日程，經常提起精神，戴上老花眼鏡，手握放大鏡，認真閱讀各種報刊和“學習參考資料”。在雙目疲乏，臥床休息時，則整天在收音機旁收聽國內外政治、軍事、法律、財貿、科技以及體育比賽等新聞，從不間斷。在我體力許可的條件下，我還盡量參加各種政治、學術討論和社會活動。近年來，我年老體弱多病，但國內外來信來訪的人日益增多，這使我感到有些力不勝任，難以應付。
鑒於我國企、事業各界的會計工作人員量少質差，青黃不接，遠遠不能滿足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需要。我在1979年就創議並大力資助，在上海市組織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會計學會——上海市會計學會，隨即開展了各項學術討論，出版了《上海會計》（初名《會計通訊》）和舉辦了業餘會計專科學校。翌年，全國會計學會成立，我被兩會都推選為顧問。
1979年3月，我出席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理事會聯合會議，並當選為主席團的成員，1984年社聯再次開會，又推舉我為顧問。1980年7月，我參加了教育部在上海複旦大學召開的高等教育經費問題討論會。同年我還響應黨的“廣開學路，各方辦學”的號召，向上海市黨政領導建議複辦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並在10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準。複辦的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是按照過去立信傳統的辦法，采取多層次、多渠道、多樣化，學生自費走讀，不包分配，學校對口定向培養，擇優推薦等辦學方式，並附設有大專夜校部、中專程度的會計職業學校和函授部等，我擔任了該校名譽校長。“四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辦學方式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視和社會各界的歡迎，為社會主義的會計職業教育闖出了一條新路子”（這是1982年9月21日上海《解放日報》和同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對我校的評語）。
現在除上海外，重慶、天津、南寧等市，以及我的家鄉江蘇省宜興縣，都辦起了立信會計學校，其中有些是單科選修製的，有些是職工中專製的。最近，廣州、武漢等市的立信校友們，也都在籌辦各種程度的立信會計學校。
1980年12月，我參加了人才問題的討論，提出開展“人才會計”的研究。我首先指出：我國從開國以來，直到最近幾年，對於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還是一鍋煮、鐵飯碗的辦法，因而產生了種種浪費情況。我認為國家培養人才也要計算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我的這項建議，引起了社會上和教育界的重視。上海《文彙報》把我寫的短文《開展人才會計的研究》首先刊出（見1980年12月19日第三版），接著北京《光明日報》又發表了我寫的另一篇短文《培養人才，也要計成本》（見該報1981年4月2日第二版）。教育部對這個問題很重視，曾召開會議展開專題討論，還在個別大專院校進行了教育製度改革的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