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嚴格要求學生練好基本功，開設珠算、習字、商業算術等科，收費都照初期班計算。這種收費標準，在解放前一般私立學校中，算是比較低的。另外學校還對無力繳付學費的學生訂有減免費的辦法，一般可減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全免學費的學生，往往會對課業不加重視，半途而廢，失去培植之意，所以限製較嚴。
補校每學期所收學費，大致足以支付專任職員和兼任教師的薪金。補校教師都是業餘兼職的，每授課一小時支薪一元。專任職員，人數極少，所支薪金，在整個學期的工薪總額中，所占百分比很低，這是因學校職員大都由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或會計員兼任，補校校長、教務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義務職，不支付兼薪。所收雜費，用來支付校工工資和文具、水電等費。至於擴充校舍、購置校具等基本建設經費，原則上由《立信會計叢書》向出版發行機關所收的版稅負擔。
事實上，上海立信補校在學生人數增至幾千人時，總校的專職教務員隻有兩三人，校工隻有一兩人，分校都在晚間上課，主任都由教師兼任，每月略支數元補貼，分校校工，則由晚間出租教室的中小學原雇工友兼任，每月給予兩三元補貼。總校、分校所用水電、文具、郵電、修理等費，都是精打細算，不使有少許浪費。至於少數專任職員的膳宿問題，都由立信會計師事務所負擔。因此上海補校學生數雖年有增加，有幾學期增至16000人，但學校的經常費，幾乎可以全靠學什費收入支付，有時還可略有盈餘貼補學校擴充的經費。重慶和其他各地補校、訓練班，在經濟方麵，精打細算，勤儉節約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和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是高、中級正規學校，也用這種作風力求達到自力更生。不過專校學生絕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規模較大，專任教授職工的人數也多，當然不能與補校相比，可是學校有書籍版稅和書社投資盈利兩項巨額收入，所以學校的經常費，隻有小部分依靠學費收入，每年仍有積餘。各地的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雖也是正規學校，但學生大都走讀，仍能做到自給自足。至於擴展設備所需經費，則與專校同樣由校董會籌補。因此，1952年起，立信各校陸續移交人民政府接收時，除交了幾十座建築物和大量校具、圖書而外，上海專校還交了現金四萬多元，重慶高級職校交了5000元。
立信學校雖以自力更生為主，但在必要時也不能不爭取“外援”。這裏所謂“外援”，可分人力、物力、財力三項來說。人力方麵的外援首先表現在師資的征聘，其次是教材的編寫；物力方麵的“外援”則是圖書的收集；財力方麵則為校舍的大規模興建，不得不向工商界募捐。
在立信最初建校的十二三年間，所用教本，都是由我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同人顧詢、錢乃瀓、顧準、李鴻壽、陳文麟、錢素君、張蕙生、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王成傑等編著的，圖書室的圖籍都是我們把自有的書籍湊集而來的。至於財力則以學費收入為主，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收入為補充，沒有向外募捐的需要。
可是年複一年，學校的規模迅速擴大，學生人數和班級迅速增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難以應付。於是三四十年代，在人力方麵，廣泛征聘了數百位校外的會計專業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擔任日夜校教職員工，又征求國內政治經濟、工商管理等學科的專家，來為本校的出版機構立信會計書社編寫各科教本。到上世紀50年代，出版刊物多達二百多種。在物力方麵，由立信同學會數以萬計的校友為本校新設的圖書館征募圖書，在短短的一兩年內就征集到中外圖書五萬餘冊，其中最大的捐贈人是校董會副董事長王雲五，捐贈了兩萬冊左右，其次是我的胞兄潘伯彥，捐贈了線裝書三千多冊，我也把存書兩千數百冊全部捐贈。在財力方麵，1942年遷往重慶以及抗戰勝利複員回滬以後，因開始大量購建校舍，除我以會計師的大部分收入捐作建築基金外，還靠立信同人同學所募集的捐款和立信書店所給學校的版稅開支，此外並擴充校董會，大量向工商界募捐，使學校規模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