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同人日間從事會計業務，晚上多兼在學校教課，因為對於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研究、進修，具有迫切的需要，又因這種需要進一步引起了鑽研的興趣。
1928年立信補習學校開辦後，由於國內會計讀物非常缺乏，而外文書籍在文字上既多隔膜，在製度和習俗上亦多與國情不合，乃由同人等結合實務，編寫講義在補校試講，修正後付印出版。
隨著學校的擴大，師生們在會計事務和會計教學中的成果需要交流探討，乃由同學會在1931年至1932年間，以顧準為主編，出版《會計季刊》。1933至1934年，由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接辦，改稱《立信會計季刊》，除登載會計論著外，並特約專家編寫各業會計製度，為工商各業采用新式會計製度創造條件。這些製度，以後彙編成《各業會計製度》三冊先後出版。
1933年後，立信事務所設立編輯科，《立信會計叢書》的編輯工作更有計劃地進行，出版速度加快。截至1936年底編輯出版了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會計學、銀行會計、審計學等書，翻譯了成本會計（勞氏）和成本會計原理及實務（陀氏等）等會計書刊，共計50餘種。
在編輯書籍過程中，深感我國會計名詞不統一，譯名無標準，對編譯工作和廣大讀者都增加了不少困難，於是集合同人進行討論，積有成果，出版《會計名詞彙譯》一書，收集會計名詞2400餘條，每條之下，先錄我國會計書刊中原用的各不相同的譯名，再列我們選定、擬定或暫擬的譯名，末備附注，加以說明。名詞選譯標準有三：含義恰當；習用普遍；用字簡賅。此項工作，對便利翻譯工作，減少學生閱讀困難，有所幫助。
隨著我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會計方麵曾發生改良中式簿記和引進西式簿記的爭論。在爭論中，立信出版了《改良中式簿記之討論》一書，彙集專家們關於改良中式簿記的研究和批評論文，對收付與借貸的比較、四柱結算法和帳簿的分割等問題，討論頗詳，可算是我國會計技術發展史中的一篇實錄。
《立信會計叢書》編輯之初，曾訂立四項原則：（1）材料必須切實，各書所作學理和實務的討論，都要按照我國實情，特別注意法律規定和商界習慣。其中備作教本者，對於課程標準、教材分配，均須詳細研討，書成以後，先用油印講義，在立信補習學校試教一兩次，若有不妥，不惜再三修改，待教師學生都滿意才付印。（2）說理不厭詳明，力求學者閱讀以後，即可全部明了，而無模棱費解或一知半解之苦。（3）編製注重合理，務使巨綱細目，支節相承，組織係統，可合可分。（4）文筆力求暢達，一稿完成必須數度修飾，待全部順妥而後定稿。這些努力未必都能如願，但從效果檢查，以後立信叢書獲得暢銷，與此不無關係。
1941年，隨著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會計職業訓練班的開辦和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內遷，深感工商管理書籍不足，又約集專家編寫《立信商業叢書》，以後又擴充到統計、法律等書籍，先後出版二百餘種。
立信學校所編的《立信會計叢書》，抗日戰爭開始前，主要的隻有二十多種，都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抗戰前期，商務印書館總部遷至香港，在重慶設一規模很小的分館，所售書籍大部分由香港運來，在重慶印刷的數量很少。當時東南各省的工商企業紛紛遷往西南，帶動西南各省工商業蓬勃發展，非常需要會計人員，我們曾開辦短期訓練班為他們訓練會計人才。可是當時要買到《立信會計叢書》，頗不容易，不僅使我校教學發生困難，而且商務印書館不能大量出版《立信會計叢書》適應需要，也使我校的版稅收入大大減少，影響擴充計劃。經多次與商務印書館重慶分館經理交涉，他總以香港廠印刷力量有限，港渝間運輸困難等語推諉。後來該館總經理王雲五來到重慶，我建議把該館總部遷至重慶，他堅決不同意，再三商討，始允立約把《立信會計叢書》全部版權交還我校，並由該館把所存《叢書》的紙版作價出讓，由我校自行印刷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