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收回了《叢書》的版權，又拿到紙版，立即與當地印刷廠訂立印書合同，印製新書，並委托立信會計師重慶分事務所代為發行。但當時重慶紙張來源不足，質量低劣，加之《叢書》發行量迅速擴大，會計師事務所無法繼續擔任發行工作。經立信同人決定，另設出版機構，並與當時遷渝的生活書店經理徐伯昕商妥合作辦法，由生活書店和立信各出資金三萬元創設立信會計書社，經理由生活書店方麵推薦原任該店副經理的諸度凝擔任，副經理則由立信職員蔣春牧擔任，我以不受薪金的社長名義，主持社務。
抗戰勝利前後，書社營業蒸蒸日上，資本需要增加。生活書店方麵因資金周轉困難，把所有生活書店股權作價讓與立信。從此立信書社的股份，就為立信會計學校和一部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人所有。
立信書社成立後，鑒於當時各單位需用的西式帳表，都要自己設計印製，能力較差的會計人員設計有困難，而各單位印製帳表，時間長，費用大。我們就根據日常業務中所了解的情況，設計印製了各種帳冊、表單，供各單位選購，並贈送“使用說明”，內附幾種“簿記組織係統圖”，減少了會計人員設計和改進會計製度的困難，保證了各單位的需要，深受各界歡迎。這時，立信書社也就改名為“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
解放後，由於人民政府和社會各方麵對於企業管理和會計技術的重視，會計書籍更為暢銷，帳冊表單的銷數大量增加，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的營業額和利潤也相應增長，到1956年公私合營時，現金存款達三十六萬元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向以“專重業務，不問政治”為口號的立信會計學校，在政治形勢和社會製度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後，當然要經一番重大改革，首先像我這樣在舊社會積習較深的人，不宜繼續擔任校長，因此我申請當時擔任專科學校董事長的黎照寰先生，召開董事會，推選原任本校副校長的李鴻壽為校長。李校長任職以後，對於校務多所改革，使專校在1952年移交政府接收並入上海財經學院以前，仍能繼續發展。所聘教職員大都是進步人士，學生人數繼續增加，每學期在學學生近一千人，畢業後成為新社會工商企業的稱職人員。
與此同時，在上海的會計補習學校校長，也改由原副校長陳文麟擔任。並在解放後的兩三年內，陸續擴充校舍，廣設分校，增收學生，在1951年至1952年間，學生人數竟多至一萬五千六百餘人。但這種無計劃的發展，與當時工商業的需要很不適應，所以後來逐期收縮，於1952年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組為幾所中學。
在上海的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在校學生也有四百人，由我繼續擔任校長，但校務實際上交由副校長陳文麟、教務主任向江南、輔導主任王成傑等處理。1955年5月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組為上海市會計學校。
在重慶北碚和廣州的三所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原由龐懷陵、劉芷休、蔡經濟三位立信老同學、老同事分任校長。重慶解放之初，學校經費支絀，來電告急，我曾以私款彙去接濟。後由重慶市教育局接收，改組為其他學校。廣州一校自行停辦，並未移交當地教育局。（潘序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