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武訓傳》公映。根據孫瑜的回憶，“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是好評如潮，‘口碑載道’”。當時，影片還在中南海專門放映給中央首長看，看完後，大廳裏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朱德與孫瑜握手，稱讚電影“很有教育意義”。影片公映後觀眾和知識界對《武訓傳》的評價基本是正麵的——國內各類報刊紛紛發表影評和介紹性文字。孫瑜專門在報紙上介紹編導此片的艱辛過程，趙丹講述了扮演武訓時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讚揚了武訓的奉獻精神，全國各類武訓學校和育才學校的校長們表示要把“武訓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
曆史颶風起於青蘋之末。雖然電影《武訓傳》隻是一部普通的電影文藝作品，雖然報紙上發表的各界對《武訓傳》的各種好評也不過數十篇，雖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訓傳》已經度過了平靜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後，一場暴風驟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節拍迅猛襲來。
毛澤東於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在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體，完全不同於現今專欄作家的隨筆。
這篇社論不啻是一個旱地驚雷。對新中國文藝和教育的未來走向，這篇社論起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三十年這個數字對武訓來說似乎是個重要的數字。當年武訓用了三十年時間來乞討，才建立起第一所義學。而《武訓傳》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後的一天，才有人提出應該為武訓平反。1980年8月，第一個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來。江蘇無錫公安分局張經濟投書《齊魯學刊》，倡議為武訓平反，他指出：“第一，武訓始終是一個靠行乞過日子的窮人，雖然後來有了田產，但都是為了辦義學，他本人卻不敢有所私。第二，統治階級確實嘉獎過他，但他沒有接受那件黃馬褂，沒有以此欺壓鄉裏，窮孩子讀書仍然可以不繳學費。第三，他本人沒有反對過農民起義。第四，他辦義學確有一定成績。至於義學最後失敗，是社會造成的，絕不能由武訓來挨棍子。”
張經濟的倡議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勵。但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過於微弱，不會產生任何波瀾。直到1985年9月，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的講話中肯定陶行知的曆史功績時順帶提到《武訓傳》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確”。曆史開了一個玩笑，當年的批判，由武訓而波及陶行知，到了1985年，則反過來，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訓。
民國時期某中學的一次曆史考卷中有這麼一道題目：說出你最崇拜的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學生答武訓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現在我們用同樣的考題去問現在的中學生，恐怕在三千考生裏找不出一位認為武訓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青一代不知武訓為何方神聖，而對閱曆豐富的人來說，提到武訓，大家大概隻能想起曾經有那麼一場政治運動與此人有關。過去整個民族曾經以政治酷刑對待了武訓，而現在整個民族則以失憶的方式對待武訓。進入21世紀以來，武訓似乎徹底缺席了。
與武訓幾乎是同時代的一個歐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當時還很貧窮落後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經是一位傳教士，優良的教會傳統，讓他從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誠、善良的心去無私地愛人們。他一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他與武訓一樣，都屬於下層人，他同樣“有一顆偉大的、慈愛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當一位受冷落的、意誌薄弱的初級教師，推著一輛隻載著一些基本常識的書籍、空蕩蕩的獨輪車，卻意外地投身一項事業，包括創辦一所孤兒院，一所教師學院和一所寄宿學校。做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筆錢，可是即使是這筆錢的十分之一，我也難以弄到。”
這位像乞丐一樣的菲斯泰洛奇，在他畢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終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這個貧窮落後的山地小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成為歐洲一流的教育超級大國。瑞士的成功引得各國教育專家和高層政要人士到瑞士學習先進的教育經驗。後來西方稱菲斯泰洛奇為“教聖”，把他為獻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讚譽為“聖心”、“聖德”。法國著名教育史學者康彼耶讚譽說：“他是人類教育發展中最早呼籲和力行‘愛的教育’之典範。”
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訓，現如今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淡出曆史舞台的趨勢。“捧起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或許這才是武訓真正期望的。
陶行知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經典文章《把武訓解放出來》，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讀來仍然振聾發聵，文章摘錄如下：“無論是主動的把武訓畫入我們的小圈子，或是被動的讓大家把武訓向我們的小圈子裏推，都是因為我們有了小圈子所以連累了武訓也被封鎖。我要聲明：武訓不屬於我們的小圈子。他不屬於一黨一派。他是屬於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他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是屬於四萬萬五千萬人中之每一個人。讓我們把武訓從我們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吧。讓武訓從我們的圈子裏飛出去，飛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一個人的頭腦裏去，使每一個人都自動的去興學，都自動的去好學，都自動的去幫助人好學，以造成一個好學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