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武訓傳》
有一本書，名為《武訓畫傳》，後來直接促成了電影《武訓傳》的誕生。《武訓畫傳》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澤於1938年繪製而成。後由陶行知作跋，在1943至1945年間，曾印刊至第六版，並譯成英文對外出版發行。1944年，陶行知在重慶北溫泉送給著名導演孫瑜一本《武訓畫傳》，希望他有機會能把武訓一生曆盡艱辛創辦義學的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看了以後深受感動，初步確定了拍攝《武訓傳》的計劃，並決定電影中的武訓將由當時的電影明星趙丹來扮演。
然而，時值兵荒馬亂、國共相爭時期，孫瑜始終無法把電影《武訓傳》的拍攝盡快付諸實施。孫瑜沒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1948年7月，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正式投拍此片。當時中國電影製片廠經營困難，經費上難以為繼，於是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攝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影片便徹底停拍。1949年2月，昆侖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此片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則加入昆侖公司繼續完成此片的拍攝。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這個劇本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經過了數次大的修改。
根據1986年孫瑜的撰文《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其中談到主要修改的內容：“劇本的主題思想和情節雖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劇’為‘悲劇’——武訓為窮孩子們終身艱苦興學雖‘勞而無功’，但是他的那種舍己為人、艱苦奮鬥到底的精神，仍然應在電影的主題思想裏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頌。”
當時上海電影管理處的一位領導看了劇本以後說：“武訓當時的悲劇和問題，實際早已解決。但武訓艱苦興學、熱忱勸學的精神，對於迎接明天的文化熱潮，還可能有些鼓勵作用。因此建議，在頭尾加一小學校紀念的場麵，找一新的小學教師出來說話，以結合現實，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
於是，電影開始的鏡頭從清末的武家莊變成了解放後（1949年）的一所小學校，當時這個小學校正舉辦武訓誕辰111周年紀念會，由黃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師”用抑揚頓挫、慷慨激昂的語調，對底下一群新中國的小學生們開始講解武訓老人的故事。遵照領導的指示，影片必須“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女教師在影片的結尾做了一番總結陳詞：“武訓老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去了。所以，單純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的……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的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調定了以後，影片裏的各種藝術形象也做了改動。武訓在清末的社會裏原本是一個苦大而仇不深的貧苦乞丐，在《武訓傳》電影裏，武訓完全變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的戲份，另外還特意增加了武訓被地主階級的幫凶“狗腿子們”毒打的情節。後來在中南海給領導放映的時候，周恩來總理特地要求將狗腿子毒打武訓的鏡頭剪短，盡量符合武訓當年實際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還增加了一個重要的熒幕形象周大，這個周大和《洪湖赤衛隊》裏那個頭腦簡單、隻會蠻幹的遊擊隊長劉闖有些相像。周大隻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樣，都是苦大仇深的貧苦農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條農民起義道路。片中有這麼一段對話，周大對武七說：“喂，武七，跟咱們一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隻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古老傳說和故事，農民起義給他留下的印象都是敗亡的結局，武訓說“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領過咱們堂邑、壽張、陽穀等縣的王倫，他們都是殺人魔王啊，最終都是一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當了皇帝後就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裏，眼看大勢已去……殺，又能有多大的用處？”周大被武訓說得“頭不由得低了下去”。
這段對話和情節很自然成為後來《武訓傳》受批判時非常重要的罪狀之一。電影裏還有一段重要對話。參加農民起義後的周大對武訓說：“好，武七！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同樣一部《紅樓夢》，道學家會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則是排滿。可見不同的內容麵對不同的解讀者的時候，會被詮釋成完全不同的含義。同樣，武訓和周大的這個對話在後來被認為是發軔於社會底層的改良主義和農民革命的一次交鋒，影片被認為錯誤地鼓勵了興辦義學的改良主義的進步意義竟然遠遠高於受壓迫民眾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