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教育思想是我國近現代教育理論寶庫中的精華，他與陶行知、陳鶴琴教育家相輝映，與蔡元培等教育理論相媲美，並且更有他獨特的思想、人文、教育部分。其教育思想是凝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西方現代先進科學和高尚的愛國主義思想而集其大成，他的教育哲理、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
求是精神
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是反映大學在長期辦學曆程中所擁有的理想、信念、價值取向以及逐步形成的傳統、風格和特色等的一種文化形態。它是維係大學運轉的內在精神力量，是學校的凝聚力的體現。
20世紀上半葉，蔡元培、竺可楨、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教育家分別對大學精神作過深入而精辟的闡述，並在各自的教育實踐中孜孜以求，發揚光大。其中，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獨樹一幟。他在繼承學校傳統的基礎上，大力倡導並親自實踐，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浙大“求是”精神，影響了一代代的浙大人。
竺可楨出任浙大校長不久，日本侵華戰爭就全麵爆發了，國家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因而他對大學培養目標的認識，尤其關注嚴酷的社會現實，充滿了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1936年秋，他在開學典禮上向新生提出了兩個簡單但意味深長的問題：“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他告誡學生“萬勿存心隻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要成為“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尚，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顯然，竺可楨所要培養的不是一般的實用人才，而是棟梁之才。這種人才固然要有廣博的知識，但必須具備“求是”的品質。他們既要努力學習，尋求學問之“是”，更要胸懷大誌，追求振興中華之大“是”。
在竺可楨的心目中，具備“求是”品質的英才除了要愛國以外，還必須具備以下三方麵的素質：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養成“縝密深沉”的思考習慣。他指出，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最需要的不是科學技術，而在於國人是否擁有科學的頭腦。“若是一般國人無科學頭腦，則雖滿街引擎，遍地電氣，科學還是不能發達”。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氣概，“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從、不附和。竺可楨認為科學的目的在於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須要突破常人之所見、所識、所思，不為習俗所惑，不隨大勢所趨，一切以理智為依歸，敢於向傳統的權威提出質疑與挑戰，就像西方近代的科學先驅者布魯諾、伽利略、達爾文、赫胥黎那樣，即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三要具有創新的意識和能力。在竺可楨看來，“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供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主動求知和不斷研究的能力。”
浙大校歌開頭兩句寫道“大不自多，海納江河；惟學無際，際於天地”，這是竺可楨等老一代浙大人開放精神的一個寫照。竺可楨是一位辦學思想非常開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的經曆，又留學美國接受了現代科學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開放、民主”的辦學理念。他堅持民主辦學，雖然是一校之長，但卻從不獨斷專行，而是集眾家之長，共同管理學校。他成立了校務委員會和各專門委員會作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凡重要規章製度、重大校務問題，概由校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審議決定。在竺可楨的領導下，專家學者貫徹教學民主思想，秉持學術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在引進人才上，竺可楨豁然大公，“決無門戶之見”。他“三顧茅廬”恭聘馬一孚先生，禮聘前校長邵裴子先生，敦聘在不同學校任教、具有不同學術經曆的學者來校，進一步反映了他開放的胸襟。
竺可楨不僅倡導“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為師生樹立了“求是”的典範。在他的宣傳、帶動和影響下，“求是”成為浙大的精神內核，並內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誌及品質之中。抗戰西遷期間，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僅三四十歲但學問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蘇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貝時璋、談家楨、蔡邦華、梅光迪、張其昀等，他們“不憚生活之困苦”，篳路藍縷，艱辛探索，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並以其創造性的思維，熏陶、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子。如著名生物學家貝時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牆草屋，晚間一盞油燈，幾根燈草”，生活異常艱辛，但教學和研究不輟。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944年入學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後來回憶道：“一年‘求是’校訓的熏陶，發端了幾十年來我的細推物理之樂。”在“求是”精神的激勵下，竺可楨掌校13年間，浙大共培養三千多名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後，在不同的領域開拓創新，成為改造社會、“轉移國運”的棟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