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倡導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為圭臬，傳承弘揚。浙江大學師生們正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培養高素質創造型人才為根本，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學而不懈奮鬥。“求是”精神永遠激勵著浙大人奮勇前進，不斷開創新的輝煌。
通才教育理念
竺可楨倡導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並重的通才教育理念。1936年4月，竺可楨受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為我國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為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到校就職演說中，竺可楨講到辦學方針時指出，“我們應憑借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須根據本國的現勢，審視世界的潮流，所培養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又說：“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供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求知和不斷研究的能力。”他要求大學生不僅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而且要成為公忠堅毅，以天下為己任，為祖國、為真理獻身的領袖人才。正是出於以上的辦學方針和培養目標，他主張大學應當是以文、理為基礎，多科性、綜合性的，且以通才教育為主。他一再強調大學生的知識麵要寬，應有穩固的理論科學知識基礎，然後再進而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術知識。他指出“若側重應用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於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
同時竺可楨還提出，辦好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能聘到一批好教授，還要有充分的圖書、儀器。竺可楨接任後，首先廢除了前任推行的法西斯軍事化管理辦法，逐步實行民主管理和學術自由，改年級分係為隻分院不分係，並以較強的教授講授基礎課。此外，又大力增聘好教授，加強了教師陣容，並對課程設置等進行了必要的改革，還在各大學中首先實行教書育人的導師製，使浙江大學的辦學水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兩年之內浙江大學四易校址，輾轉2500公裏。遷校過程中，雖極盡艱難，但圖書儀器完好無損，教學、科研活動始終不缺，尤為難能可貴。
愛生思想
竺可楨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出於強烈的愛國和正義情感，從接任浙江大學校長之日起，始終赤誠愛護學生，熱情支持學生的抗日救國活動，盡力抵製國民黨黨部勢力對學校的幹預和對進步師生的迫害。1942年初，浙江大學學生在遵義舉行反對孔祥熙的遊行集會時，竺可楨為防止國民黨軍警進行襲擊，毅然率先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麵，防止了流血事件。
竺可楨認為，宇宙間有兩種很偉大的力量，一種是“愛”，一種是“恨”，而人類的命運就係托於“愛”能否戰勝“恨”。世界現在還充滿了仇恨、殘暴和妒嫉，霸道橫行，這還是因為仁愛的教育沒有普及之故，因此辦教育者，該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對學生充滿愛，無論自己是否同意學生的思想觀點。竺可楨對學生這種無私、無畏的愛應成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在1949年以前，作為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由於校長的身分，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潮”十分反感，多次公開表示反對，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是讀書。然而，在幾次學潮中，他雖反對卻走在隊伍的前列，為的是保護學生，怕手無寸鐵的學生“吃虧”。他雖不讚同、甚至反對左派學生的“鬧事”，然而卻堅決反對國民黨抓捕學生，保護了不少他並不讚同其政治觀點的學生。而且一旦有學生被捕，他總是極力營救，一定要到獄中看望他們；如果受審，他一定要到庭旁聽。
重視音樂教育
竺可楨主持浙大校政13年，將浙大從一個地方性學校轉變成全國知名學府，並享有“東方劍橋”之美譽。實踐表明，他不但是知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內含豐富。重視音樂教育也是他全麵教育教育思想的閃光之處。
竺可楨在1941年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大學生要全麵發展，音樂教育也應該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從一些具體事實中也可以窺見他在思想上對音樂教育的重視。
聘請音樂教師。浙大並無音樂係，但竺可楨到浙大後，考慮到全麵培養的需要，開始為學校聘請音樂教師。1937年，首先聘請王政聲先生。抗戰爆發，學校西遷，在廣西宜山稍穩定時，也開出過音樂欣賞課。學校到達貴州，1942年聘請沈思岩、楊增慧夫婦二人為音樂教師。他們二人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教學，直到1952年院係調整離開浙大，前後共11年。在此期間內，不但每年開出聲樂、鋼琴、音樂欣賞等課（師範學院同學必修其他選修，選修人數以百計），而且，大力推動校園文化，先後組建了浙大合唱團和浙大鋼琴班，並指導其他有關社團的音樂活動。單以杭州時期的浙大合唱團為例，同時參加練唱的團員近百人，約占當時全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五。許多浙大學子通過這些音樂活動陶冶了情操、培養了愛好、豐富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