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國的危難之際，多事之秋。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被迫對外開放，由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陶行知，親眼見到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們過著貧窮、愚昧、落後，受壓迫、受欺淩的悲慘生活；另一方麵由於他留過學，出過洋，也親眼見到了世界一些發達國家先進的東西。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強烈反差，深深地刺激著陶行知那顆憂國憂民的心。有著一顆強烈愛國之心的陶行知，深切地感受到祖國繁榮富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熱切地希望祖國能夠盡快地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早日跨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因此，他懷著強烈的改造環境、改造社會的願望，自覺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漸漸地由一個信奉王陽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逐漸成長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最終成為一個“一直跟著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黨的路線走”的“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陶行知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陶家堰，後遷居安徽古溪地方，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縣）城西黃潭源村。陶行知自小聰敏好學。6歲時，曾在鄰居家廳堂玩耍，看見廳堂牆上掛著對聯，便坐在地上臨摹起來，被鄰村方庶鹹秀才看見，以為神童，免費為其開蒙，後入家鄉蒙童館吳爾寬處就讀。15歲時，其母在歙縣一所教會中學做幫傭，陶行知經常到那兒幫母親做些事，後被學校校長——英國人唐敬賢看中，免費讓他入學讀書。
他在睡覺的宿舍牆上，揮筆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做出一些貢獻來”的豪言壯語，抒發他滿腔的愛國熱情並激勵自己為祖國早日走向繁榮富強而發奮學習。他學習刻苦，三年的課程兩年學完，並以優異成績畢業。1908年17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想通過學醫來解除廣大勞動人民的病痛，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誌向。但是，因這所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他不願意自己思想受外國人的隨意擺布，入學僅三天，即憤而退學。1909年他考入南京彙文書院，次年轉入金陵大學文科。他更加自覺而刻苦努力地學習，以便能更好地實現報效祖國的願望。讀大學期間，在他倡導並主編的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寫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號召全校同學努力學習和工作，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報效祖國，使中華大放光明於世界。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曾回鄉投身革命運動。1914年，他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在他寫的畢業論文《共和精義》中，他寫道：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這表明他已深刻地認識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質和促進國家進步發達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確立了投身教育、報效祖國的思想和誌向。畢業後他赴美留學，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市政，半年後便毅然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孟祿、克伯屈等美國教育家研究教育。因為他認識到學市政隻能做官，不能救國。1917年畢業後，他毅然謝絕校方請他繼續留學深造的邀請，踏上了投身教育、報效祖國的神聖之路。他在歸國時乘坐的船上，與同學們暢談自己今後的抱負，豪邁地說：我要使全體中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從此，陶行知開始了他為中國教育事業嘔心瀝血、奮鬥不止的光輝一生。
1918年秋，27歲的陶行知擔任南京高等師範教務主任，為改革陳舊教法，提出用“教學法”代替“教授法”的精辟主張，表現了非凡的膽識和創新精神，由此開始其改革舊教育、創造新教育的偉大實踐。
1919年，他繼續深入研究探索教學革新問題，在《教學合一》一文中明確提出：“教師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在教學生學”，“教的法子應根據學的法子”。這一思想從根本上改正了長期被顛倒了的教法和學法，成為今日教學民主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教學思想的先聲。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他號召師範生要“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去改革中國的舊教育，開辟新教育的光明路。在《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一文中提出“智育注重自學，體育注重自強，德育注重自治”的自我教育思想，為專製沉悶的教育界帶來了清新的氣息，指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