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學生赴美學習，從第五年起減為每年不少於50名，依此循進，至1940年結束，期限32年，是為庚款辦學。其時唐國安因“中西學問，均屬精通”而出任遊美學務處會辦，並擔負選擇學生留美的主要工作。選留美幼童時，唐國安代表外務部的意見，主張招收16歲以下的幼童，像他自己那樣，從小送美培養，否則對外國語言絕無專精之望；學部則堅持招收30歲以上的學生，不然的話，“國學既乏根底，出洋實為耗費”。雙方針鋒相對，評閱考卷時，外務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學部一分未得；而學部所取的第一名，在外務部受同樣的待遇，從這樣極端可以看出，唐國安對舊式教育的失望和對美式教育的崇拜和向往，這一點從他主張撤銷遊美學務處，改組學堂，援用西學體例，實行校長負責製中也可以看出。
1909年9月，第一批留學生47名放洋，由唐國安親自護送；1910年7月，第二批70名放洋；1911年6月，第三批63名放洋，唐國安另保送幼童生12名。這一放，放出了後來在學術界、教育界、實業界、法政界的專業精英、學術泰鬥。其中尤為人稱道的有：後來掌管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曹雲祥；掌管北京大學的蔣夢麟、胡適、馬寅初；掌管浙江大學的竺可楨；掌管東南大學的鄒秉文；掌管大同大學的胡敦複。他們繼承了唐國安的遺誌，為發展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推動留學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清末民初，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大變動時期，而留美學童作為一個群體，在清末洋務運動中產生，為清王朝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學生群體，在這個變局中扮演了攪局者的角色，他們不是革命者，但他們給中國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麵帶來革新，為新的曆史時代埋下了火種。唐國安正是在這樣一個變局之下，踐行“教育救國”之夢的留美學童，成為倡導西式教育的先行者。
留學教育衝破了曾經閉塞保守和自滿自大的舊思想，為以後形成留學製度開了個好頭。一千多年來，中國一直接受別國學生留學，卻沒有派過學生出去留學。清朝時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但由於閉關自守的風氣和虛驕自大的心態，仍不肯向西方學習，以致向外留學一事長期不為社會重視。這種狀況終於在洋務運動中開始改變。留學教育也促進了舊教育製度的改革和新教育製度的建立與發展。他們引進了西方的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並且逐步被中國教育界接受或吸收，對改革傳統教育製度和建立、發展新式教育製度產生了直接影響。
這是中國第一次官費的留學，開了中國近代留學風氣的先河。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對封建製度卻進行了強烈的抨擊。雖然他們抱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來培養留學生，但曆史不是以個人意誌轉移的東西，大多數的留學生懷著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熱切地希望祖國繁榮富強，擺脫外敵幹擾，他們熱衷於宣傳資產階級的思想。它在事實上提升了中國的科技和思想水平，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在某些方麵擺脫了依靠外國人的狀況，為將來的發展開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在中國現代化的曆程中，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畢竟中國人也能夠走出去了，在重重阻力下艱難地邁出了第一步並且第一次把西學付諸於教學實踐，具有積極的意義。雖然作用有限，但是對於中國近代化畢竟有著先驅的作用，這一點是不應該否定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