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唐文治眼病加重，決定回無錫家居講學，遂又創辦了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稱無錫國專），並任校長。辦學之初，他首先宣布；“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唯一宗旨。”他一再強調：“國家之亡，先亡於無是非；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未有心不正而能正其身者也”。新生入校的第一堂課，必由唐文治親自講授範仲淹的《嶽陽樓記》，使學生首先認識到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和抱負，體現了他教書先要育人的教育思想。他因積勞雙目失明後，仍堅持擔任兩三門課程的教學工作，需要讀課文時，便請人代讀。同時堅持著書立說，自己不能書寫，便親自口授，托人代筆。他任校長達30年之久，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學校並入蘇南文教學院。以後唐文治仍然擔任學校的名譽教授，直至1954年4月9日病逝，享年89歲。唐文治一生自奉甚儉，在上海交大和無錫國專經費困難時，他帶頭隻拿半薪。一旦國家發生大災，他總是自己帶頭賑濟，並八方呼籲募捐。在1912年至1943年的31年間，他就組織賑災並自捐款物十四五次，所賑濟地區近及太倉老家和無錫、崇明、常熟等地，遠及湖南、陝西等省。20世紀20年代初，他與畫家朱屺瞻等發起修築滬太公路及錫澄公路，繼而他又會同無錫、江陰知名人士，向有關當局申請以工代賑，用以救濟兩縣災民。1935年，山東、江蘇、河南等省遭受水災，唐文治先後募捐，交予上海水災義賑會散發。1940年，在他75年歲高齡時，還和同鄉一起組織積善會，開辦施粥廠，向窮苦百姓施舍米粥。在太倉老家，對少數不能出門的老弱婦孺，他還派專人給他們送上門去。1943年大旱，太倉百姓嚴重缺糧，他又特意動員商人到常熟等地去買米，幫助近千名孤寡窮人渡過了難關。
唐文治雖屬維新派，但他卻沒有像康有為那樣後來蛻變成保皇派，而是順應曆史潮流，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他當時除與他人聯名電請溥儀皇帝遜位外，還積極支持南洋大學學生剪除發辮等革命行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唐文治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是義憤填膺，曾多次在報刊上撰寫文章，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敵。1947年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唐文治又率先同張元濟、陳叔通等人，聯名致上海市長吳國楨公開信，嚴詞抗議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愛國進步學生的罪惡行徑，要求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並表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唐文治一家，人才濟濟。他共有4個兒子，除二兒子夭折外，其他3個兒子都留學美國。大兒子唐慶詒任交通大學外語係教授，其妻俞慶裳也留美讀教育學，是一位民眾教育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即參加新政協會議，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三兒子唐慶增，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後任複旦大學教授。四兒子唐慶永，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科碩士學位，先後任上海、杭州、蘇州、成都等地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分行經理。唐文治還有兩個孫子和6個孫女。大孫子唐孝宣，上海解放前讀中學時就是地下共產黨員，後被學校開除，遂赴美留學，學化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回國，在華北製藥廠當副廠長、總工程師，後在河北省醫藥局工作，任書記、局長、總工程師。小孫子唐孝威，從小跟隨祖父唐文治，與他一起生活20多年，15歲投身上海的進步學生運動，在中學時代就加入地下共產黨，成為少年布爾什維克。他稱祖父為第一個啟蒙老師。唐孝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進入清華大學學習的首屆學子，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一位才華橫溢的原子科學家。20世紀60年代起，他長期工作在西北核基地，隱姓埋名，以身許國，在參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的研究與試驗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在實驗上確證我國原子彈中子點火技術成功的第一人，也是在實驗上判斷並證實我國氫彈原理成功的第一人。1980年，49歲的唐孝威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唐文治的6個孫女也都是地下共產黨員，後來大多在大學裏任教。唐文治對兒孫們的教育十分嚴格，經常告誡他們：“你們一定要記住，如果誰將來為國家做事，不能清正廉潔，誰就不是我們唐家的子孫！”他的座右銘就是14個字：人生唯有廉潔重，世界須憑氣骨撐。
在唐文治逝世後，人民政府撥巨資將無錫市以唐文治別號茹經命名的茹經堂原址，辟建為唐文治先生紀念堂，又將唐文治故裏太倉西門明代文學家張溥故居的二樓，也辟為唐文治先生紀念堂，並請雕塑家劉開渠為他鑄造了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