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講義是其所擬中國文化史綱中的第一篇，後經整理，便以同名著作出版，風行一時，成為其自視得意之作之一，備受學界所推重，而梁先生之講座對南開大學曆史學科發展的推動之功，自可想見。
梁啟超對南開的感情是深厚的，爾後他曾多次來校講學。1922年2月，在即將赴清華學校講演前夕，梁先生又親臨南開大學新學期開學式作演說，對於“青年元氣之培養”等問題，再三注意，開導周詳。他指出，從學校到社會是人生最危險時代，青年人對婚姻、職業諸方麵尤其需要謹慎；從而鼓勵南開學子“從物質、精神上加增培養元氣的資料”，“尋出一種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觀，”養浩然正氣，以與惡社會中的壞性質、壞習慣作鬥爭。1923年7月，梁啟超應聘主講南開大學暑期學校。1924年春又講學南開，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他不僅自己親自來校作學術指導，還曾邀請國外名學者羅素、杜裏舒、泰戈爾等以及國內學界名流張君勱、梁漱溟、蔣方震、張東蓀等來南開講學。這對於南開學術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南開在嚴範孫、張伯苓諸先生篳路藍縷的努力創建下，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知名於國內外，這引起梁啟超的高度重視和讚揚。他曾多次以南開為範例闡述對教育的意見，特別是在承辦中國公學時，常常引南開為先導；而且他對於南開的建設、發展也多所屬意，盡心擘畫。早在1921年，他親撰《為南開大學勸捐啟》，指出“大學教育之設施及擴充，為我國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學教育，則不可不以私立為官立之助；私立大學有諸多優點。
1922年底至翌年，梁啟超閉門謝客，養病於天津，遂又有在南開創辦東方文化學院的設想。《南開周刊》第54期（1922年12月30日）刊發題為《東方文化研究成立之先聲》的消息，說：“自梁任公先生與學校方麵共議在本校大學部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後，一般有誌東方學術研究者，莫不引頸高呼，期此世界獨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學校方麵半年來亦積極與任公先生籌劃一切，如募經常費，敦請當代大學者張君勱、蔣百裏諸先生來院講學等，不遺餘力。近複聞任公先生已訂於本月十五日由南京來津，專與學校計議此事。吾人甚望此番計議早見施行，裨東方文化得大放異彩於環球也。”後梁啟超即起草《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誌》一文，倡儀“設一講學機關，名曰文化學院。”並擬定：“院舍在天津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南開保相當之聯絡關係。”後來雖因資金等諸多緣故，此舉遂擱置而未成，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及其對南開的鍾情，卻是足令我們常引以為念的。
1925年後，梁啟超就清華研究院任導師，而對南開關心依然。1927年10月間，罹病在身的梁啟超又為南開二十三周年紀念手書“弘毅”二字，並在《祝詞》中說：“本校二十三周年大慶，敬寫《論語》兩字，奉祝頻年。喪亂頻仍，全國教育破產，本校實巋然魯殿靈光。任重道遠，簿海屬望。願以此兩字，與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諄諄願意，盡在字裏行間。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歿於北京協和醫院，一代巨星殞落。可以說，南開的成長，和眾多學術大師的關愛、提攜是分不開的，梁啟超便是其中相當突出的一位代表。撫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賢的鼓勵與囑托，將永遠是我們自強不息的動力之源。（範緒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