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們中間有幾個能說出科學家的名字呢？
不能責怪孩子。
1996年5月，我隨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先生到長春開會後，一同乘飛機返京。因為時間緊張，沒能買到頭等倉的機票。
在長春機場，前來送行的長春光機所所長曹建林樓上樓下地跑，希望能為王大珩先生補辦上一張頭等倉機票。曹建林是王大珩先生的學生，作為年輕一代科學家他對老先生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知道連續幾天的緊張會議已經使81歲的老先生疲憊不堪，他想盡量讓老先生在回京途中能舒適一點兒。
但他碰到的是一副副漠然的表情。
那漠然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因為這不是在大得能淹沒一切的北京，這是在長春，是在王大珩先生工作了三十年的長春。在這個有著美麗名字的城市中，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曹建林們幾乎就是聽著王大珩的名字長大的。當年，當這個城市還在戰後的傷痛中呻吟的時候，王大珩就率人來到這個地方，在滿目瘡痍的廢虛上繪製起中國光學城的藍圖。今天，長春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光機事業的搖籃，成為中國最大的光學基地。是光學使這座古城身價倍增，是光學為這座古城平添了絢麗的風景。
對這個城市來說，王大珩的名字決不陌生。
但是，表情依舊漠然。
直到現在我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頭等倉裏沒有我國當代大科學家的位置！
不能責怪孩子。
中國曆來少有科學技術的地位--
縱觀幾千年的曆史就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奉行的是儒家的重德輕技的思想。在儒家看來，德行才是決定一切的，而技能，哪怕是最好的科學技能也隻不過是雕蟲小計而已。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已經炸開了中國的大門，洋槍洋炮已經在戰爭中顯示出強大的威力，清廷中的士大夫們還把這些科學技術的產物斥之為“奇淫異巧”，拒不承認科學技術的價值。他們把綱常禮教、傳統價值觀視為命根子，當做無所不至無所不能的天道，以為隻要堅持這些東西就能治國平天下，就足以打敗洋人了。
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現實：自商周以來，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曆史時代，沒有一個王朝，甚至沒有一個曆史時期是以科學技術作為時代主流的！
中國曆來少有科學家和發明家的地位--
自秦漢之初開始，中國就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封建社會是官僚與農業的社會，因此，官本位便成為它獨特的文明特征。在官本位的國家中，官僚的地位永遠是高於一切的。於是，安帝便有權逼令蔡倫服毒自殺；於是，曹操便可以派人殺掉華佗；於是，祖衝之的《大明曆》便注定要被孝武帝壓下而不得頒行；於是，布衣畢升的活字印刷便隻能在他死了兩個多世紀以後才引起重視……
於是，1996年9月11日晨，中央電視台的名牌欄目《東方時空》才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篇報道：據觀眾來信反映，在××機場，當乘客們登上飛機的時候，發現機倉裏已經先坐進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的行李都放在座位上，兩人共占用了六個座位。在客運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乘客們對此議論紛紛。據機組服務人員解釋，這兩人是某航空公司的領導。雲雲。
不能責怪孩子。
常有早已不是孩子的成年人問我在寫什麼。
我說王大珩。
便問王大珩是幹什麼的？
我說是科學家。
便笑，說寫科學家有什麼意思？有那個閑功夫不如寫寫名人。
我問什麼人算名人？
答曰歌星、影星、體育明星嘛。還有“大款”什麼的。又說寫名人準火，能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