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峰出身於“世代書香”之家，年僅14歲就考入灤州（今河北灤縣）直隸省立第三師範學堂，因組織領導學生遊行示威，聲討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被校方開除。1916年夏天，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畢業於該校本科史地部。此時，正值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倭寇入侵，國難深重，民族危亡，促使他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途徑，毅然參加革命進步活動，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鬥爭。“五四”運動中，楊秀峰作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代表，和愛國學生一起參加痛打賣國賊章宗祥和火燒趙家樓的鬥爭，經受了殘酷鬥爭的考驗。
1929年秋，楊秀峰以“官費”赴法國巴黎大學社會學院學習，翌年3月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領導了黨的外圍組織“東方反帝同盟”，任黨團副書記。“九·一八”事變後，他率領當地華僑和留學生到日本使館抗議示威，被當地警方驅逐出境。
1932年2月，楊秀峰由法國共產黨經國際紅色救濟會送往蘇聯，就讀於莫斯科列寧學院。在蘇聯期間，他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反對王明排除異己的行為，對留學蘇聯的陳鬱受到王明打擊表示同情與支持。陳鬱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1931年在蘇聯學習期間受到王明的錯誤批判，被撤銷支部書記職務，並在“清黨”中差點被王明開除黨籍。新中國成立後，陳鬱被周恩來總理提名擔任新中國第一任燃料工業部部長，被開國領袖毛澤東讚譽為“海員工人當部長，開天辟地第一遭”。
由於楊秀峰敢於堅持真理，在蘇聯受到排擠而被流放到烏拉爾加裏礦山做工。他於1934年10月由英國乘船返國，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特科（後改為北方局聯絡局）的領導，在北平天津文教界做秘密工作，他的公開身份是大學教授，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北平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東北大學等校任教。
除了上課，楊秀峰以大學教授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他把課堂當做陣地，向青年學生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國內外形勢和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和發展方向。他結合自己在法國、蘇聯留學的親身體會及中國的實情，寓理論於講述中，由淺入深，論證精當，鞭辟入裏，引發青年學生深深的思索。他的課不僅吸引了廣大青年學生，而且激發了青年學生救國救民的鬥誌。由於他同廣大青年學生戰鬥在一起，深受青年學生的愛戴和崇敬，被譽為“紅色教授”。
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楊秀峰，利用自己的教授身份，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領導文化教育界的上層人士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楊秀峰勇於擔當，不辱使命，在大學校園外秘密開展統戰工作。1936年1月，他和許德珩、張申府、馬敘倫等知名人士共同發起組織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楊秀峰任“救國會”中共黨團書記，在“救國會”成立大會上，他主持起草的“救國會第一次宣言”揭露國民黨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喪失東三省，斷送熱河，又將拱手讓出整個華北等喪權辱國的賣國行徑，憤怒斥責國民黨政府鎮壓愛國青年學生的罪行，熱情讚頌愛國學生“願意以赤血洗白刃，而為民族的先驅，為救國的鬥士”，號召“全國文化界火速起來，促進全國民眾的抗敵救亡運動”，“抵抗敵人的侵略，救護我們的國家，收複我們的失地”。
楊秀峰作為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他采用多種形式，把有社會名望的大學教授和愛國民主人士團結起來，組織集會和撰寫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揭露國民黨對敵妥協投降的反動麵目。國民黨當局網羅反動禦用文人陶希聖等發表文章，對他進行攻擊，誣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楊秀峰臨危不懼，挺身而出，在《北平晨報》上發表《致陶希聖的公開信》，痛斥陶希聖的謬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陶的文章和行為是效顰日本侵略者，為敵張目，是製造民族分裂的最好典型”。
楊秀峰在劉少奇、彭真、林楓的領導下，出色地完成了在華北文化教育界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上海救國會的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入獄後，楊秀峰發動北平愛國人士到各界講演，組織開展營救活動，派出以楊集賢為團長的和平請願團，到南京要求當局釋放“七君子”。為預防不測，他對請願活動作了周到細致的安排，叮囑代表不要住在一起，以防一起被捕。
對於楊秀峰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一位外國記者曾不解地說：“這位瘦弱的知識分子曾經周遊過歐洲，曾經是北平頗有名氣的曆史教授，如今像遊方僧人似地四處奔波，他這是為了什麼呢？”而楊秀峰則用自己一生的追求，對這一發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