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實現”比“實現什麼”更重要
記得那是1989年的12月。
當時，我與盧泰愚總統進行兩黨領導人會談。會談結束後，盧總統突然對我說：“金總裁，何必如此辛苦呢？”我微微一怔，不知他是何意，於是靜靜聽他說下去。
“不如我們聯手，將兩黨合並，你意下如何？”
原來他是在勸我合黨，並向我力陳此舉所帶來的種種好處。
我斷然拒絕，並直言相告：
“這樣是行不通的。我及黨內六十五名議員，代表的是在野黨，又如何能與執政黨合並呢？況且，不經國民同意，如此隨意行事，已是對民意的大不敬。請您不要再提兩黨合並之事了。隻要您實行民主主義，我們自會全力支持。”
盧泰愚總統無言以對，知趣地閉上了嘴。我繼續說道：
“執政黨和在野黨本該各司其職，這樣國家才能正常運轉。而現在聽到您卻在謀求跟在野黨的合並，這顯然是違背民意的。如此一來，韓國的民主主義進程必然大受影響，人民也會對政府失去信心，請您三思，千萬不要做出有違民意的舉動。”
我已盡力，但也自知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我走出青瓦台，內心感到無比淒涼。此後不久，次年的1月22日，三黨合並的聲明就發布了。
我認為生命形態大體有如下兩種。第一種是將意義完全放在結果——“實現什麼”上，另一種看重的則是整個過程——“怎樣實現”。有的人為了“實現什麼”，置“怎樣實現”於不顧。他們認為，這二者是毫不相幹的，隻要達到“實現什麼”的目的，無論“怎樣實現”都是正當的——這種想法在我們的社會中影響太廣泛了。然而，也有少數人是把目光放在“怎樣實現”、而非“實現什麼”上。這些人，雖然也關注“實現什麼”，但卻認為隻有通過對“怎樣實現”的取舍，才能擁有真正的價值。
生命的意義並不在於不擇手段地達成目標，而恰恰在於選擇手段、方法的過程。他們相信，這樣活著，倘若能實現目標自然很好，但即便沒能實現目標，人生也是富有意義的。
兩種不同的人生
埃裏希·弗洛姆曾問：“是占有，還是生存？”世界上有著從所占有之物中尋找人生意義的“占有型”的人，也有願意與別人分享、共有、做出自我犧牲的“生存型”的人。
埃裏希·弗洛姆的結論非常清晰。重要的並非“占有”，而是“生存”。我的人生觀也同樣分明：人生重要的並非“實現什麼”，而是“怎樣實現”；重點不在於“什麼”，而在於“怎樣”。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觀的代表人物，就我所知，在韓國曆史上，當推李完用和安重根。李完用做過大韓帝國總理，韓日合邦後，甚至成為日籍的貴族，至少在現世中享盡榮華富貴，並且活了很大的年紀。可以說，在“實現什麼”上，他毫無缺憾。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做到他那樣功成名就並不容易。如果不問他是“怎樣”活的，那麼他無疑是一個最成功、最幸福的人，同時也是一個令自己的子孫後代引以為豪的先祖。
再看下安重根義士。別說總理大臣，他連一個小小的村幹部都沒當過，也不像李完用活了那麼久，年紀輕輕就犧牲於刑場，如同露珠一樣消逝了。對於一味重視“實現什麼”的人們來說，安重根的人生實在乏善可陳。
如果不問他是怎樣活的，那麼安重根無疑是一個愚蠢而可悲的失敗者。但曆史的評價恰恰相反。安重根義士被公認是我們民族的英雄，永垂不朽。李完用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對“怎樣實現”漠然不顧；安重根義士則為了“怎樣實現”，拋棄了一己之私利。
誰的人生是成功的，曆史在今天做出了回答。李完用被唾棄為賣國奴，在韓國的曆史上永世不得翻身。他的賣國求榮，致使體內流淌著韓民族血液的子孫後代背井離鄉，無顏在自己的祖國立足。
安重根義士雖然當時力量不足以扭轉乾坤，卑微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但其英名卻在曆史上永遠閃耀著光芒。因此，不僅僅其後代，甚至所有姓安的國民都以與他同姓為榮。李完用功成名就，其人生卻是失敗的；安重根未曾有一官半職，他的一生卻是光榮而偉大的。也就是說，“怎樣實現”遠比“實現了什麼”重要得多。
生死關頭的抉擇
我們每個人麵前，大致都擺著這樣的兩條路。怎樣走，選擇權在我們，我們需要從二者中選擇其中的一條走下去，而這種選擇往往就決定了人的一生。用埃裏希·弗洛姆的話說就是“是占有，還是生存”，用我的話說就是“是實現什麼，還是怎樣實現”。
在人生原則上，我一直努力將“怎樣實現”放在“實現什麼”前麵，雖然自己做的也不夠完滿。我曾多次擔任國會議員，並曾好幾次挑戰總統職位，然而我自己最看重的並非一定要“成為”國會議員或總統。
我隻是這樣一個人，我看中的僅僅是自己能否竭盡全力在任何情況下都堂堂正正、有意義地“活著”。正因為此，我才能四十年來麵對獨裁政權毫不動搖、屈服，不懈奮鬥，堅守住自己的信仰。期間，迫害頻至，誘惑襲來，而正因為堅持著自己的信仰，我才能五次闖過生死關口，在六年的牢獄之災中挺過來，十年的流亡和遭軟禁經曆也未能把我打倒。
80年代新軍部勢力對我先是誘惑：“跟我們合作，可以滿足你的任何要求，除了總統外。”同時也惡狠狠地威脅：“不跟我們合作，隻有死路一條。什麼公正審判之類，不過是程式化的東西。”當時我已被全鬥煥軍部判處死刑。有人可能會想：“看樣子明明是想放你一條生路啊。”持這種想法的人並不了解事情的真相。1982年我被強製送往美國，見到當時美駐韓大使格林斯頓，重溫了當時那種實實在在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