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說，當時軍部想要幹掉我，卡特總統使出全身解數予以製止。但是稍後卡特在大選中失敗，裏根當選，新軍部拍手稱快，歡呼“少了卡特這塊大石頭，終於能幹掉金大中了”。
大使聞此大驚失色，急忙趕回華盛頓向裏根總統彙報並請求援助；卡特總統也在政權交接時，將我的問題作為主要交接事宜囑托給裏根。當時的國務長官告訴我，裏根就任後，美國以給全鬥煥國賓級接待資格作為營救我的交換條件。
後來，與卡特重逢，他又驚又喜，感慨地說：“真沒想到還能再見到你，這簡直像是在做夢！”他告訴我，最後他自己也幾近絕望，差點就放棄了對我的營救工作。十年之後，我又一次在亞特蘭大與卡特重逢，他再次詳盡地講述起當時營救運動的過程和驚險的原委，並告訴我他已將這些悉數寫進了自己的回憶錄。
在如上生命懸於一線的危急關頭，說我的內心毫不動搖那是假話，因為人求生的願望是那麼真切。我當時內心裏有著激烈的矛盾和鬥爭，“選擇鬥爭到底，不和他們合作的話，很明顯隻有死路一條；就這麼死去，誰又會知道我的這些矛盾和痛苦，這樣死去又有什麼意義呢？有必要這麼白白地送上自己的生命嗎……”
我為何活得這麼艱辛
有一次，小兒子委屈地對我說：“為什麼隻有父親您一個人活得這麼艱辛呢？”
聽到這句話，我心裏五味雜陳。但是，很快地，另一個自己堅決地搖搖頭，讓我振作起精神。有時候，我會盯著鏡子裏的自己，凝視麵容裏承載著一路走來的歲月風霜。人生路上，在選擇的十字路口，給我指明方向的，往往是“怎樣實現比實現什麼更重要”這一明確的人生觀。對我而言，堅守一顆良心活著最為重要，但是隻有將良心付諸行動時，才能擁有真實的生命。
這樣的人生觀源於我對上帝和曆史的信仰。
我們心中的上帝，絕不會降福給那些棄良心於不顧、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者，是的，他們無法獲得內心平靜、人生有意義這些真正的幸福。
摒棄人民和國家，隻汲汲於一己私欲的貪婪者，就算一時成功獲取了什麼，在曆史的法庭中也一定會受到嚴峻的審判，曆史中自有公道。不，不用等到曆史的審判，他們馬上就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失去內心的平靜，被家庭和親友唾棄。
在李承晚的統治下，我曾四次在國會議員競選中失敗，但一次都不敢違背自己的良心。1963年，韓國政治出現新局麵。共和黨威脅我，與他們合黨，就解除對我的政治軟禁，否則令我在八年裏都無法參與政治，我又拒絕了妥協。樸正熙1972年宣布改革時，身在日本的我馬上準備在流亡中展開反改革鬥爭，於是，1973年我被綁架，並差點死於非命。1979年，我因與在野黨幹部們一起發布救國宣言，被捕入獄，在法庭上也一直抗爭到底。
1980年我被安上莫須有的所謂“金大中內亂陰謀罪”，被判處死刑，前麵提到的那些威脅和誘惑接踵而至，又一次遭到我的斷然拒絕；三黨合並時亦是如此。曆屆政權一次又一次地對我施以威脅和誘惑，但我的耳根一次也沒有軟。
然而也正因為此，我和我的家人，當然還有我的同誌們所遭受的痛苦，也是難以言傳的。
1980年我被判處所謂的“金大中內亂陰謀罪”時，妻子和兒媳受到一年的軟禁，小弟弟和兩個兒子宏壹、宏業也受到嚴刑拷問，被判服刑。特別是大兒子宏壹，因當時的拷打導致腰部受傷，至今仍承受著身體的痛苦。看到無辜的兒子因為我這個父親而變得殘疾，我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
小兒子在警察的全副監視下讀完了高中。當時正值一個孩子內心極其敏感的年齡段，我本人和家裏被搞得烏七八糟，小兒子靠自己一個人的努力，堂堂正正地考入了高麗大學。鐵窗之內的我聞訊雙淚縱橫，在心裏跟小兒子說：謝謝。
身邊的許多同誌也是一樣。他們被逼供招認“金大中是反動分子”、“暴動陰謀”，遭受了水刑、電刑等泯滅人性的酷刑。但是，我和我的同誌們戰勝了所有考驗。
這就是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同誌們。我們之所以能挺過來，是因為我們很清楚，人這一生，“怎樣實現”比“實現什麼”更重要。
人生真正的成功
有件事令我迄今難以忘懷。那是在六幾年，我還是個年輕人。那時，武橋洞的大街小巷啤酒店遍地開花。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在一家店裏喝啤酒，一位女服務生走過來悄聲說她認識我。
我問道：“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她隨即回答說：“家父也和您一樣從事在野黨工作，他老人家經常提起您，所以我對您非常熟悉。”
聽說她的父親也從事政治活動，並且同是為在野黨奔走，我心裏很高興，就問她父親是哪位。她回答說是馬山地區在野黨的一名幹部，而我這是第一次聽說這位幹部的名字。
接下來，女服務生告訴我們她為什麼在這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