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父親從事在野黨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家裏經濟生活一直很拮據，弟弟妹妹甚至都上不起學，所以我就出來打工給弟弟妹妹掙學費。”
我聽了不禁有些難過，再看眼前這個女孩子，好像已經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
我問她：“父親讓你吃這麼多苦，你怨不怨他？”
聽我這麼一問，她大吃一驚。
“我尊敬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埋怨過，因為父親一直活得堂堂正正。父親是為了讓我們這個社會變得更好，才甘願犧牲自己和家庭。我的這點辛苦又算得了什麼呢？我承受得住。”
這位女服務生的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甚至比某些偉人的名言更讓我感動，同時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什麼才是人生真正的成功。
所有人，不論是誰，都想要獲得成功，沒有任何一個人覺得成不成功無所謂。甚至說人們是為了獲取成功而活著都並不為過。是的，所有人都在為了成功而努力奮鬥。然而，對於究竟什麼是成功，人們的關注卻顯得不夠。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目標和夢想，因此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成功的理解。有人認為有錢是成功，有人認為成名是成功。那麼，真正的成功又究竟是什麼呢？
如果說有錢和出名就是成功的話，那麼我們的判斷標準僅僅在於所獲得的結果，即實現了什麼。但是，這和我的人生觀是截然不同的。我並不認同這種用成就的大小和輕重來判定成功與否的方式。我認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堂堂正正地活著就是成功的人生。堂堂正正地活著並非為了成功，堂堂正正地活著本身就是成功。
這樣來判斷的話，最終得到什麼、成就什麼都不再那麼重要。真正的成功者，不在於他結果是贏還是輸，是家財萬貫還是一貧如洗。我們不能因為某人最後輸了，就無條件地判定其是失敗者；同樣的道理，也不能因為某人贏了就認定他是一個真正的成功者。
我這種觀點，並不是有意要偏向於輸掉比賽的選手。我想強調的是，不能僅僅用結果來作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
與哈佛大學校長的對話
1983年我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學者。期間，有過這樣一件事。
哈佛有一年一度的校長演講。要知道，見哈佛校長一麵比見美國總統都難，因此，能現場聆聽他的演講對誰來說都難能可貴，而我有幸享受了這份殊榮。
那天，禮堂裏被擠得水泄不通。校長做完主題演講，到了自由問答時間。我提了以下這個問題：
“正如閣下所知，目前韓國正處於軍事獨裁支配之下，韓國人民進行著不懈的批判和反抗，飽受煎熬；而畢業於美國哈佛或耶魯這些世界數一數二名校的精英們，回國之後卻站在獨裁者一邊，為獨裁和暴力炮製合理化的理論，向社會傳播有悖人間正義的愚民思想。對於以美國民主主義繈褓著稱的哈佛大學而言，這無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校長先生認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可以僅僅歸罪於這些人個人的人品問題嗎？冒昧地提一句，哈佛大學的教育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我自己也感覺到有些苛刻，但在美國，提問題時尖銳不留情麵是個慣例。
校長回答道：
“這並非學生個人的問題，也不是美國教育的問題，而是人類固有的人性問題。人在權力和誘惑麵前很脆弱，我認為這才是與獨裁者合作的根本原因。”
我對校長的回答並不滿意，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很難再接著追問。於是結束之後我遞給校長一張便箋。
“我想來想去，仍然很難接受您的說法。假使人類在本質上有弱點，那麼又如何解釋韓國仍有那麼多學生和民眾一直在勇敢地和獨裁作鬥爭，以至於被捕入獄也在所不惜？我認為問題在於教育出現偏差，想和您當麵深入探討一下。”
不久，我收到校長的回信，說希望進行一次交談。此後，他對我特別關心，並慷慨地給予我很多幫助。尤其是1985年我回國後，他掛念我的安全，曾特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表達自己的關切。
在現在這個看重高學曆的社會中，如果用“實現了什麼”、“得到了什麼”為標準來看，哈佛的畢業生們不可不謂成功人士。但從我的標準來看，不用說哈佛，即使是從比哈佛更好的大學（如果有的話）畢業的精英們，如果選擇與獨裁政府合作，那麼他們的人生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成功的標準是什麼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子，而我的標尺是：為人做事有沒有懷著良知，走不走正道。走正道的人，就算輸了也是人生的勝利者，一無所得也已經擁有了成功的人生；不走正道的人，即使贏了也是失敗者，家財萬貫、黃袍加身也算不得擁有成功的人生。
在這種意義上，上麵提及的那位女服務生的父親，不管他在自己所投身的政治運動中有沒有獲得某種成果，他的人生都是成功的。
對於詐術，我有著與生俱來的反感。我堅定地認為，越是誌向遠大的人，越應當堂堂正正，越應當放眼遼闊，不為眼前利益所迷惑。活著，即使不能達成既定的目標，自己的生命也應該充實、光明。
我的人生經曆所記錄下的，並非我在這個世界上實現了什麼、獲得了什麼，而是一個普通人堂堂正正活著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