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之春”的驚險
有件事，即使現在想起來也不免頭皮發麻，這就是所謂的“首爾之春”。事情發生在1980年5月，當時，全國大學生示威遊行鬧得沸沸揚揚，直到5月17日。5月13日這天，10萬名大學生一齊湧向街頭，聚集在首爾站前麵高呼口號，要求全鬥煥、申鉉確下台，並解除戒嚴令。
我深深理解學生們的訴求，但對於示威遊行這種方式，則憂心如焚。我擔心的是這種街頭的遊行示威會給國民們留下不好的印象；另外，恐怕還會貽人口實，成全那些策劃軍事政變的居心叵測者。
因此，為了摸清國民們對此事的看法，我派秘書們微服私訪。從出租車司機和街上遇見的人們那裏收集起來的輿論證明，我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國民對於學生們的焦急冒進是持強烈批判態度的。
新軍部那邊心懷鬼胎，有意讓學生們釀出事端。我當時認為，如果能再稍加忍受和等待，由國會來解除戒嚴令，才是明智之舉。
然而總有人沉不住氣。5月14日，幾位在野黨幹部過來找我，他們異常興奮，顯然是受前日集會的鼓舞，一個個意氣風發，幻想著一瞬間就可以扭轉乾坤。這些躁動的幹部們把一張文書攤開在我麵前，我掃了一眼，發現他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多麼天真啊！
“所有軍人，放下武器，走出軍營！所有工人，放下錘子，離開工廠！所有商人，關門罷市！全體國民，把黑絲帶係在胸前，到長春壇公園集合！”
看過這些，我哭笑不得。我衝著他們吼道：“你們還要不要命？”那時的他們就像抱著汽油向火裏衝，但對危險卻一無所知。我的怒吼驚醒了他們。
在新軍部勢力的操縱下，“讓軍隊解除武裝”絕對會被扭曲為“將三八線讓給北方（指朝鮮）”。到時候，敵對分子們絕對會借題發揮，做出一些我們意料之外的極端舉動，而我們這些“鬧事分子”甚至可能會被當即處決。這種草率的冒進隻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危及安保從而誤導朝鮮做出錯誤的判斷。而破壞經濟、擾亂社會安定是更加行不通的！我反複強調，隻有堅持這種態度，才能在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下，走上實現民主化的正途。
而且，在所有言論都會受到審查的“戒嚴”之下，即便我們發表了該聲明，也肯定得不到任何媒體報道，隻能讓自己犧牲慘重，所以這種冒進簡直就是一種愚蠢。在斷然否定他們的主張之後，我說服他們僅僅保留“解除戒嚴”與“全鬥煥、申鉉確下台”的要求，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和人民的普遍情緒相一致。
但是起先他們根本聽不進去，說學生們已經擬好文件在外麵等著了。我忍無可忍，拍案而起，衝他們喊道：“我們應當引導好學生們，這樣被單純的學生們牽著走像什麼話！”
他們指著尹潽善前總統的簽名，再一次催促我。我說，尹老前輩已經年邁，所以覺得不會有什麼大礙，但是我們頭腦要清醒，如若妄動，一定會遭遇不測。
就這樣，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之後，他們終於對起草的文稿進行了大幅刪減，隻保留了“解除戒嚴”和“全鬥煥、申鉉碻下台”的內容。
當時倘若不然，我與那幾位在野人士中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四天後，也就是17日，新軍部以“內亂陰謀罪”為名將我們集體逮捕並宣判死刑。
我是多麼慶幸當時強硬地拒絕了幾位在野黨幹部的聲明草案，要是簽名並發表了的話，將給新軍部提供了多麼完美的口實啊！
我被押送至中央情報部受審訊時，調查員這樣對我說：
“當時如果不廢止那份聲明草案，恐怕大中先生您早已在黃泉之下了。”
思考大局，不忽略細節
我從政四十年，一直希望比別人看得能更寬些，更能把握大局，同時也比他人更細致敏銳。不知道這種細致敏銳是不是拜獨裁政權所賜。事實上為了抵禦他們的汙蔑和暗算，每一個瞬間我的神經都高度敏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縱觀曆史，我確信民主政治必將獲得勝利；但這一進程中也處處潛伏著危險和陰謀，需要時時留心應對，也就是說要“既見森林又見樹木”。東方人容易“隻見森林不見樹木”，西方人則容易“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我覺得兩者都不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