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力而行與盡力而為。
主任在開展工作中，要善於把主觀與客觀、需要與可能、動機與效果緊密結合起來，要把工作計劃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之上。如果不顧客觀實際，不量力而行，而盲目蠻幹，急躁冒進，結果會欲速不達。
量力而行，要真正清楚兩方麵的情況：一是核準自己的實力；二是看準客觀條件。自己的實力可分為顯在實力和潛在實力。量力，是指權衡包括潛在實力在內的力量。由於客觀條件影響實力的發揮，所以不能忽視對客觀條件的分析。
量力而行並不是消極等待，而是把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結合起來。主任不僅要充分利用現有條件，而且要積極創造條件發揮潛力。創造的條件越充分，便能在現有力量的基礎上取得更大的效果。
既要求精又勿死板。
做任何事情，都應抱著認真、細致、精益求精的態度。有成效的領導者，對看準的事情，就應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做得盡善盡美。就像一個人寫正楷字一樣，一點一撇、一勾一捺，都毫不馬虎，而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毛澤東同誌強調做事要特別認真，沒有認真的精神，是難以幹出一番事業來的。
但是，有些事不能過分認真，而“宜粗不宜細”。鄧小平同誌當談到《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時說：“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實踐證明，對於某種曆史事件的總結，采取“宜粗不宜細”的作法是正確的，它既起到了團結群眾、統一思想、明確今後奮鬥目標的作用，又避免了種種感情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幹擾，達到實事求是、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目的。
“宜粗不宜細”是一種處理事務的藝術。在管理活動中，一類問題是正確與錯誤“涇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可以斬釘截鐵地表明態度並盡快去處理；另一類問題“亦此亦彼”、錯綜複雜、模糊不清，難以量化、精確化，就可采用模糊的方法。例如，從遠處來了一位熟人，觀察者把來人的高矮、胖瘦、走路姿勢等，與已儲存在大腦中的樣本進行比較，就不難得出可靠的結論。可是，這件事如果讓電子計算機來做，那就得測量來人的身高、體重、手臂擺動的角度、頻率、鞋底與地麵間的摩擦力、正壓力、速度、加速度等一係列數據，而且非要精確到小數點後十幾位才肯罷休。即使如此，也不容易認出來人是哪一位。因為人體和各種數據並不是恒定的精確值。這一事例告訴我們，精確之中隱含著模糊，模糊之中又包含著精確。
在現實生活中，“精確”是人們永遠擺脫不了的現象，在事物“A”與“非A”之間尚存在一個十分寬闊的地帶。在一個群體中，先進與落後隻是少數人，而大量的人是處於他們之間。因此，分析、處理問題不能絕對化、“一刀切”。
有些問題可以容忍、原諒。例如，在居委會委員之間非原則性的爭執，不必下功夫去“較真”。“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皆處於“絕對好”與“絕對壞”之間的某種狀態。人皆有優點又都有缺點。在必要時，主任可容忍他人的缺點，原諒他人的失誤。否則，過於認真甚至過嚴，就會使人們謹小慎微，難以發揮積極性、創造性。
有些問題的處理不能刻板。例如，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打敗了當時兵多、將廣、糧足、地闊的袁紹。在打掃戰場時，發現袁紹的營帳裏存放著曹操部下半數以上的文臣武將在與袁紹打仗期間私自給袁紹寫的“暗通之書”。曹操的親信獻策將這些文臣武將全部殺掉。曹操沒有采納，卻派人把“暗通之書”統統燒掉了。曹操向他的親信說：“當袁紹強大而我力量弱小時，任何人都耽心自己的命運，考慮是隨曹還是隨袁，我曹某人也不例外。在那種情況下，不能說給袁紹寫過信的人都是壞人。袁紹滅亡後，就不能殺掉給袁紹寫信的人。”曹操此舉大得人心，為他以後建立霸業保存了一批文臣武將。曹操這種模糊處理事務的藝術是值得借鑒的。
應當指出，有些問題，宜粗不宜細，即模糊處理，絕對不是糊塗處理問題，也不是無原則地解決問題。它是管理者對那些非常規性問題、亦此亦彼的問題，在經過認真分析、研究，權衡各方麵利弊得失的基礎上，采用的一種恰當處理事務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