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為精神病醫師的同時，也開始了知識成長的探索。我全然無知地由臨床上開始來觀察精神病人，從而發現了心理過程中的一項驚人特質。我將這些記錄作成摘要及分類，但卻一點都不了解它們的內涵。漸漸地，我的興趣集中在診療過程中所理解到的，比如說，偏執狂、鬱燥症及心因性困擾中。從開始我的心理醫學生涯起，波艾爾、弗洛伊德及惹內等人的研究工作就給了我極佳的指引及激勵。尤其重要的是，我發現弗洛伊德在夢之解析上的技巧，對精神分裂症各種型式的了解有很大幫助。早在1900年，閱讀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之後，我把此書擱置一旁，因為並不了解它。在二十五歲時，我的經驗還不足以來欣賞弗洛伊德的理論，要到稍後幾年，才能懂得去欣賞它。到了1903年，我又重新拾起“夢的解析”，發現它與我的想法竟然如此地相關。主要引起我興趣的是，壓抑機製在夢觀念上的應用，這對我很重要，因為我常常在單字聯想的實驗中，遭遇到壓抑現象。對於特定單字的刺激，病人或者是不作相關的回答，或者是過度遲緩他反應的時間。隨後我發現，每當刺激字觸及到心理創傷或心理衝突時，此種困擾就會發生。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病人都未覺察到這一點。當被詢及受困擾的原因時，病人常會以怪異而不自然的態度來作答。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告訴我，就是壓抑機製在作怪。所觀察到的正與他的理論吻合，因此我能確實證明弗洛伊德的論證。
然而一旦涉及到壓抑的內容，情況就不同了。在這兒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說法，他認為壓抑作用起因於性創傷。然而，對我們熟悉的許多精神官能症的例子，以我的經驗而言，在這些病例中，性問題倒還在其次，其它的因素才是主因。比如說，社會適應的問題啦，生活環境壓抑的問題啦，以及考慮個人名望的問題等等。稍後，我將這些例子告訴弗洛伊德，但他並不認為除了性問題以外，其它的因素會是壓抑作用的結果，這使我感到極度不滿。
剛開始，很難將弗洛伊德在我的生命中適當地定位，在熟悉了他作品的同時，我正計劃在我的學術生涯上起跑，並即將完成一篇能使我在大學中晉階的論文。當時，弗洛伊德在學術界是很不受歡迎的人物，與他有任何關聯都會在學術圈內招致不利。
當我在實驗室裏一再反省這些問題時，魔鬼對我耳語道：“你可以正正當當地發表實驗結果及結論，可以壓根兒都不提及弗洛伊德呀！”畢竟早在我了解他的作品以前，已完成了我的實驗。但同時我又聽到另外一種聲音“如果你這麼做，就好象你對弗洛伊德的事一點都不知情，那這隻不過是一樁詐欺，你不能將你的一生構築在謊言上。”就這樣，問題解決了。從那時起，我成了弗洛伊德的同伴並且為他戰鬥。
1906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是有關弗洛伊德在精神官能症上的理論，投到慕尼黑醫學周刊上發表，這個理論對了解強迫性精神官能症有極大的貢獻。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回響是，兩位德國教授寫信警告我說，如果我仍然站在弗洛伊德一邊並繼續替他辯護的話，那麼就會危及到我的學術生涯。我回信道：“如果弗洛伊德所說的是真實的，那我就擁護他。如果必須以限製研究及隱瞞真實為前提的話，那我對這種生涯是一點都不在乎的。”但基於自己的發現，我仍然無法認定所有的精神官能症都是由性壓抑或性創傷所引起的。在某些病例確是這樣，但在其它的例子中則不然。不過，弗洛伊德確實是開啟了一條研究的新途徑。在當時，人們對他的叫囂與抗議，我覺得實在是無稽而可笑。
對於發表在《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學》一書上的觀念，我並沒有得到太多共鳴。事實上，同事們嘲笑我。但經由此書，我得以認識弗洛伊德。他邀請我去拜訪他，就在1907年2月間，我們在維也納第一次會麵，從下午一點鍾起長談了十三個小時，中途不曾有過一次休息。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見過真正重要的第一個人——以我那時的經驗，無人能與他比擬。我注意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我發覺他非常聰明銳利，十分引人注目。然而，我對他的第一次印象仍然糾結不清，因為我無法了解他。
所講的關於他的性理論深深打動了我。然而，他的言詞並不能消除我的疑慮。在幾次場合中，我試圖提出我的看法，但每次他總認為是我缺乏經驗。弗洛伊德是對的，在那些時日裏，我並沒有足夠的經驗來支持我的觀點。可以看得出來，性理論在個人及在哲學上對他都是極重要的。但我搞不清楚這麼強調性欲到底有幾分是出自於他個人的主觀偏見，有幾分是立論於可驗證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