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仰的嬗變
印度北鄰亞洲，南接太平洋，位於西藏與錫蘭（斯裏蘭卡）之間，其領土在喜馬拉雅山山腳與阿丹姆斯橋處突告結束。蒙古世界從其中的一端開始展延，另外一端則是南海群島之“樂園”。錫蘭與印度差異之大不下於與西藏間的差異。在印度領土的任一頭我們都可發現到“大象之跡”——巴利文經典曾如此尊稱大雄佛陀的訓示，此事頗堪玩味。
佛陀的救贖正道是哲學與神跡的一體化，其結合非凡可觀，但為什麼印度後來反而喪失了這種最偉大的榮光呢？這點我想我們都知道，因為人類不可能永遠處在覺悟與勇猛精進的顛峰。佛陀是位突如其來的侵入者，他擾亂了曆史的行程，但曆史的行程後來又壓過了他。印度宗教就像座寶塔般，諸神如螞蟻般往上爬升，它從最低層雕刻的大象處爬升至建築物最頂層中央的抽象性蓮花。最後，諸神變成了哲學的概念。身為十方世界精神導師的佛陀說道：悟道者甚至可成為他的神之導師及救贖者（不像西方“受啟蒙”者所宣稱的，人隻是他愚蠢的棄兒）這明顯的是過頭了些，印度人的心靈在整合神祗方麵，還沒達到可以“使他們依賴人類心靈才能成立”這樣的程度。在奇跡中（任何的天才都可說是種奇跡），人類的心靈可以擴充至極。佛陀自己本人如何能夠獲得這樣的慧見，而又沒有喪失掉自我，這真是奇跡。
佛陀將諸神緩慢的轉化成概念，這樣的行為幹擾了曆史的行程。但真正的天才總是侵入者，也是幹擾者，他從永恒的世界向時空的世界說話，所以他總是在正確的時間裏說些錯誤的話，因為在曆史的任一時刻裏，永恒的真理從來沒有真實過。轉化的行程總必需暫停一下，以便消化天才從永恒之庫中創造出來的徹底非實用之事物。但反過來講，天才也是他的時代之治療者，因為他透露出來的任何永恒真理都有醫療的機能。
然而不管怎麼說，轉化過程的遠程目標才是佛陀期望的，隻是要達到此目標，往往不是一代甚或十代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更長遠，至少幾千年的時光，因為人類的意識如果沒有飛躍發展，不可能實現預期的轉化。最多我們僅能“信仰”，就像信仰佛陀說的，或基督說的一樣。神佛的跟從者明顯地這樣做，他們假定——就像“信徒”永遠會這樣做的一樣——信仰就是一切。當然，信仰之事非同小可，但它隻是意識實體的代用品，這種實體基督徒原本歸撥到爾後的來生才有的。此種“爾後”意指人類預期的未來，這純是宗教的直覺才可以預期的事。
佛陀從印度生活及宗教裏消失了，其情況遠比我們設想爾後大災難落到基督教身上時，耶穌即將消失的慘狀還要慘，甚至於比希臘羅馬宗教從今日的基督教裏消失的情況還要嚴重。印度人不是不對它的大師之精神感恩懷念，無疑地，我們可以看到古典哲學的興趣複蘇的相當可觀，某些大學如加爾各答或貝那勁斯都有很重要的哲學係，但它們主要著重的乃是印度古典哲學以及數量龐大的梵文文獻。巴利文經典顯然不在研究的領域內，佛陀也不能代表真正的哲學，因為他要向人類挑戰，而這不是哲學需要做的事。哲學就像其他科學一樣，需要充分的理智遊戲，自由自在，不受道德或人為的糾纏之幹擾。但同樣地，有極少數的人也需要作點“有關它的事情”，但不必要一頭栽進遠超過他們耐心與能力之上的偉大議題。畢竟說來，這些議題還是對的，隻是多少有些“路漫漫其修遠兮”罷了。天才神聖的性急質燥也許會幹擾一般市井小民，甚至激怒他們。但經過數代之後，這些市井小民會變得隻是純粹數目字的意義而已，事情一向如此。
我現在想說些很可能會冒犯我的印度朋友的話語，雖然事實上我毫無此意。據我的觀察，有件事情相當獨特，一位真正的印度人並不思想，至少不是我們所說的“思想”的意義，在這方麵他與初民非常接近。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是初民，而是他思考的曆程令我們聯想起初民創造思想的途徑。初民的理路主要是種無意識的功能，他隻感受其結果。在從原始時代起就未曾中斷，幾乎綿延一氣的文明裏，我們竟然也可以目睹到這種特殊的狀況，這或許不算太匪夷所思罷。
我們西方則從原始時代開始，就遭到一種高出一大截的文明的心靈及精神的入侵，因此，其演進突然被打斷掉了。我們的情況雖然不像黑人或波裏尼西亞人那麼糟——他們和比他們高出無限的白人文明相遇是極為突然的——但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我們被阻擋的時刻，依舊是處在野蠻的多神教時期，而多神教被排除或被壓抑的時期也不算太久，它隻是數世紀以來的事。我相信這樣的事對西洋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扭曲，我們的精神被扭轉到一種我們尚無法所及，也不可能真正名符其實的狀態。但要達到這樣的狀態除非是意識心靈與無意識兩者真正的分離，否則不可能達到。我們的意識確實已從非理性與本能衝動的沉重負荷中獲得解脫，可是我們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了人的整體性。我們的人分裂成為意識人與無意識人。意識人日漸馴化，因為他已從自然人或初民的狀態中脫離出來。我們一方麵越來越講規矩，越重組織，也越來越理性，可是一方麵仍是處在一種強壓抑住的初民地位，與教育及文明徹底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