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漢學家，但因為曾接觸過《易經》這本偉大典籍，所以願意寫下這篇序言，以作見證。同時，我也想借此良機再向故友理查德·尉禮賢致敬，他深切體會到他翻譯的這本《易經》在西方是無可比擬的，在文化上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假如《易經》的意義很容易掌握，序言就沒有必要寫。但事實卻不是這樣，重重迷障正籠罩在它上麵。西方學者往往將它看成咒語集，認為它太過晦澀難懂，要不然就是認為它了無價值。理雅格的翻譯，是到目前為止唯一可見的英文譯本，但這譯本並不能使《易經》更為西方人的心靈所理解。相對之下，尉禮賢竭盡心力的結果，卻開啟了理會這本著作的象征形式的途徑。他曾受教於聖人之徒勞乃宣，學過《易經》哲學及其用途，所以從事這項工作，其資格綽綽有餘。而且，他還有多年實際占卜的經驗，這需要很特殊的技巧。因為尉氏能掌握住《易經》生機活潑的意義，所以這本譯本洞見深遂，遠超出了學院式的中國哲學知識之藩籬。
一、占卜之為物
尉禮賢對於《易經》複雜問題的說明，以及實際運用它時所具有的洞見，都使我深受其益。我對占卜感興趣已超過三十年了，對我而言，占卜作為探究潛意識的方法，似乎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我在1920年代初期遇到尉禮賢時，對《易經》已經相當熟悉。尉禮賢除了肯定我所了解的事情以外，還教導我其他更多的事情。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從未去過中國，但我可以向我的讀者保證，要找到進入這本中國思想巨著的正確法門，並不容易，它和我們思維的模式相比，實在距離得太遠了。假如我們想徹底了解這本書，當務之急是必須去除我們西方人的偏見。比如說：像中國人這樣天賦異稟而又聰慧的民族，居然沒有發展出我們所謂的科學，這真是奇怪。事實上，我們的科學是建立在以往被視為公理的因果法則上，這種觀點目前正處在巨變之中，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無法完成的任務，當代的物理學正求完成。因果律公理已從根本處動搖，我們現在了解我們所說的自然律，隻是統計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會有例外發生。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我們在實驗室裏，需要極嚴格的限製其狀況後，才能得到不變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們讓事物順其本性發展，我們可以見到截然不同的圖像：每一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機率的幹擾，這種情況極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況下，能完全符合規則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經》裏看到的，中國人的心靈似乎完全被事件的機率層麵吸引住了，我們認為巧合的，卻似乎成了這種特殊心靈的主要關懷。而我們所推崇的因果律，卻幾乎完全受到漠視。我們必須承認，機率是非常的重要，人類費了無比的精神，竭力要擊毀且限製機率所帶來的禍害。然而，和機率實際的效果相比之下，從理論上所得的因果關係頓時顯得軟弱無力，賤如塵土。石英水晶自然可以說成是種六麵形的角柱體——隻要我們看到的是理想上的水晶，這種論述當然非常正確。但在自然世界中，雖然所有的水晶確實都是六角形，卻不可能看到兩個完全相同的水晶。可是，中國聖人所看到的卻似乎是真實的，而非理論的形狀。對他來說，豐富的自然律所構成的經驗實體，比起對事件作因果的解釋，更要來得重要。因為事件必須彼此一一分離後，才可能恰當地以因果處理。
《易經》對待自然的態度，似乎很不以我們的因果程序為然。在古代中國人的眼中，實際觀察到的情境，是機率的撞擊，而非因果鏈會集所產生的明確效果——他們的興趣似乎集中在觀察時機率事件所形成的緣由，而非巧合時所需的假設的理由。當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過濾、較量、選擇、分類、隔離時，中國人情境的圖像卻包容一切到最精致、超感覺的微細部分。因為所有這些成分都會會聚一起，成為觀察時的情景。
因此，當人投擲三枚硬幣，或者撥算四十九根蓍草時，這些機率的微細部分都進入了觀察的情景之圖像中，成為它的一部分——這“部分”對我們並不重要，但對中國人的心靈來說，卻具有無比的意義。在某一情境內發生的事情，無可避免地會含有特屬於此一情境的性質。這樣的論述在我們看來，可以說陳腐不堪。但這裏談的不是抽象的論證，而是實際的狀況。有些行家隻要從酒的色澤、味道、形態上麵，就可以告訴你它的產地與製造年分。有些古董家隻要輕瞄一眼，就可非常準確地說出古董或家具的製造地點與製造者。有些占星家甚至於在以往完全不知道你的生辰的情況下，卻可跟你講你出生時，日月的位置何在，以及從地平麵升起的黃道帶征狀為何。我們總得承認：情境總含有持久不斷的蛛絲馬跡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