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翻譯打開局麵
在青年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李庚辦公室的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座右銘：“什麼工作都要抓得很緊。抓而不緊，等於不抓！”青年出版社要為青年出版好書，要在出版界中站穩腳跟，它在文藝讀物方麵，應該首先抓什麼和抓緊什麼呢？
在共和國成立之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對青年教育的要求是樹立革命人生觀，培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高尚情操和共產主義道德的一代新人。當時有一個響亮的口號是向英雄們學習。從這個要求出發，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梁星（即解放初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著名記者高而公同誌）寫的《劉胡蘭小傳》。薄薄的一本《劉胡蘭小傳》，在青年一代中發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但是，那時候我國的創作還不繁榮，稿源不足。因此，我們很自然地采取了以介紹外國作品為主的方針實行“拿來主義”。有人說“中青”是以翻譯起家的，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
為此，青年出版社在文學編輯室內，建立了龐大的翻譯組。人數最多的時候，共有九位翻譯人員，占了全編輯室人員的一半。他們從事英文、俄文、法文、印地文、德文作品的翻譯，並處理這些文種的稿件。1951年總編輯李庚抓了《奧斯特洛夫斯基演講論文集》、《奧斯特洛夫斯基傳》、《安格林娜自傳》等，1952年抓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等。特別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這本書的出版，對當時的青年一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現在四十來歲的人，很少沒有看過這本書的。記得胡喬木同誌曾經親自寫信給出版社，表揚這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在全國的報刊上，也有人開始說青年出版社的好話了。
當時的文學編輯室是一個戰鬥的集體，大家非常愛惜集體的榮譽。翻譯組的人手不夠，搞創作的同誌就大力支持，插手處理翻譯稿件。比如，蕭也牧、張羽和我都分別擔任過《勇敢》、《茹爾賓一家》、《高爾基作品選》中譯本的責任編輯。
在這裏，我想講一講當年出版《牛虻》中譯本的前後經過。
解放初期，許多讀者都讀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傳》等書，這些書都提到了《牛虻》這本小說，提到它對英雄成長的巨大影響，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向青年推薦過《牛虻》。因此，把《牛虻》及早翻譯出版，自然而然成了青年出版社當時的一項迫切的、義不容辭的任務。為了把《牛虻》出版好，總編輯李庚再三督促編輯室，先是“上窮碧綠下黃泉”，四處尋找《牛虻》的原本，好容易才找到。李庚同誌估計到該書將在青年讀者中引起廣泛的影響，因此對譯本質量的要求格外嚴格。該稿譯文雖已由譯者請人校訂及潤飾過，但為了精益求精，李庚安排當時出版社中、英文修養有素而又熟悉西方曆史的覃必陶同誌，擔任該書的譯文校訂及中文潤飾。全稿加工完成以後，李庚同誌親自審閱初校樣時，覺得該書關於宗教的描寫過多，也過於濃烈，有些地方不盡適合我國青年讀者。他又讓俄文翻譯陳斯庸、吳得誌明兩同誌分別根據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及兒童出版社的兩個不同的俄文譯本逐句核對，並用紅藍兩種鉛筆標出這兩個版本對原本所作的刪節，由總編輯李庚決定取舍，親自定稿。
翻譯組兵強馬壯，除了處理大量的外稿之外，編輯室提倡他們自己也譯一點東西。比如，翻譯組長陳斯庸譯《海鷗》和《團的兒子》，嚴紹端譯《走向新岸》，嚴紹端和施竹筠譯《苦力》，淩芝譯《伏隆芝的故事》，韋鍾秀譯《柯切托夫》等。
戰略上的轉移
我們不能光靠出版翻譯讀物吃飯。等到翻譯書籍打開了局麵以後，總編輯李庚同誌和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做出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把文學編輯室的重點，由主要出版外國作品，轉移到出版我國作家的創作書稿上來。他親自帶領編輯室主任江曉天、編輯吳小武（即蕭也牧）、陳碧芳（即女作家畢方）周遊全國，與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文藝界廣泛聯係，把青年出版社的觸角，伸到意識形態領域的各個方麵，伸到全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