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問我，你對性描寫怎麼看？我思索了一下，又對她講了這樣幾件事：
“前兩年，還有一部紅極一時的小說，是由一位比較著名的作家寫的。因為一些小報在該書正式出版前，把這部小說炒得很紅，以至於該書出版後，一本定價十三四元的小說，在小書攤上賣到20元一本。新聞媒體既然將它炒得這麼火爆，而這位作家的確也寫過一些發作品，我就借了一本來看。讀了以後，我找了我的老領導、一位出版家和很有成就的小說家表明我的態度。我說：“這本小說至少存在著兩大問題：一，挑逗性的性描寫，太多太濫，讓它在青年學生中流行，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二，小說裏所出現的人和事，大都是壞的，莫非我們中國成了戲曲裏所寫的洪洞縣，沒有好人了？那我們的改革開放還有什麼希望呢？”事實證明，我的看法是正確的。出版該書刊的出版社，乃至於主編、責任編輯，因為該書過多地寫了性，受到嚴厲的批評和處分。
現在寫性是很時髦的了，不信你到一些小書攤上去看看，光是書名及封麵，就夠刺激的。也許我的腦筋太舊了，我始終認為這方麵的書出得太多了，對我們所要提倡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隻能起到促退的作用。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一位頗有影響的作家，竟然用《豐乳肥臀》作書名；而另一家老字號的出版社發新書征訂單時，赫然出現《今晚試婚》。
大學生聽見我提到小書攤，她要我講一講對通俗讀物的看法。她說，有些出版社出版那些書，主要是為了賺錢，因為據說嚴肅作品沒有人看。我對大學生說：
“你看了《燭照篇》應該知道，我是十分偏愛通俗作品的。《烈火金鋼》我們是當作通俗文學出版的。“文革”後我擔任責任編輯的《括蒼山恩仇記》（吳越著）也是當作通俗作品出版的。前者印了兩百多萬冊，後者印了五六十萬冊。至今我還在編的《文學故事報》，你看了我借給你的1995年修訂本，可以看出，這也是一份通俗報刊。我主張出版一些故事比較曲折，情節比較吸引人的作品，去給一些文化水準不很高的讀者看。這種作品，應該通俗易懂，要照顧到我國讀者的口味，文字不要歐化，不要疙裏疙瘩。韋老韋君宜對我說過，你編的《文學故事報》，要是能讓小保姆也懂，要是在車站、碼頭、街邊也有人買，讓那些不一定喜歡文學的人也來看你這張報紙，你就勝利了。但是，我們反對把黃色的東西塞給讀者，反對精神鴉片。
嚴肅的作品會賠錢嗎？我說，我們以前出版的作品，最多的印到六七百萬冊，印兩三百萬冊的也不少。北京正義路有一座六七層的高檔次的辦公樓，還有一座上下三層可以開大會可以跳舞的大禮堂，在“文革”前是我們團中央的。“文革”期間，因為團中央屬於被砸爛的單位，全體幹部被趕到“五七”幹校受苦受難，大樓由部隊接管了。而那座十分輝煌的大樓和禮堂，是用我們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報社所賺的利潤蓋的。我們出的書，教育了一代讀者，我們所賺的錢，充實了國庫，為什麼有了社會效益的書就一定沒有經濟效益呢！問題是我們現在有些出版社出了好書，不像我們當年一樣大嚷大叫，讓滿世界都知道有那些好書，因而爭著來讀來買。出了好書又讓它順利地送到讀者手中，還是一道學問呢！
我最後對大學生說：“我不像我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東京大學、中山大學，還有你們人民大學當教授，講起來一套一套的。我講的沒有什麼理論，我隻是從我的親身經曆來講，不一定對你有什麼幫助。總之，我認為，要當一個稱職的編輯，最主要之點是要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全心全意為你的讀者服務。這就是我的結論，這就是我要對你講的。再見！”
出版社怎樣才能搞得有聲有色？
一個出版社能否搞得有聲有色，不在於你是中央一級的出版社，還是地方出版社；是曆史悠久，還是新建伊始；更不在於你是否有了金字招牌，還是暫默默無聞。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一個出版社假如善於發揮自己的特長，搞出自己的特點，和兄弟出版社展開社會主義競賽，學習它，追趕它，同樣能夠把一個本來是老五老六的角色，搞得有聲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