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為了培養一代新人的道德品質和良好的社會風尚，黨和青年團的宣傳部門號召青年們向英雄學習。作為團中央直屬的一個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梁星的《劉胡蘭小傳》，還有介紹董存瑞、羅盛教、丁佑君、王孝和、劉胡蘭等人優秀事跡的《青年英雄的故事》，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我們發現蘇聯早期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衛國戰爭時期的優秀作品，對青年英雄性格的形成，有相當大的影響。於是，我們社決定翻譯出版蘇聯文學作品。我們在文學編輯室內設立了翻譯組，以俄文為主，後來陸續調來了英文和法文的編譯。當時，時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擁有當時全國第一流的陣營強大的外國文學特別是蘇聯文學編譯隊伍。一些解放初期在青年中最有影響的翻譯作品，如《青年近衛軍》、《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真正的人》、《絞刑架下的報告》、《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都是這兩個出版社出版的。我們把“時代”和“人文”作為學習和趕超的頭號目標，暗中展開了對口賽。
我們不但沒有“時代”和“人文”這兩家出版社那樣雄厚的編譯力量，而且由於出版社的性質、方針、讀者對象、專業分工等的不同，我們也不可能出版太多的蘇聯文學作品。這就要求我們在和老大哥出版社展開競賽時，緊緊圍繞我們的方針任務，搞出自己的特色。這樣，在介紹蘇聯文學這個大題目下，我們是弱小的；但在蘇聯文學的某一部分作品方麵，我們是可以和我們的學習對象爭一長短的。鋼要用在刀刃上，當時我們集中最主要的翻譯力量，翻譯出版以描寫戰爭和建設中的英雄人物為主的傳記故事，兼及對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和優秀品質的形成有巨大影響的一般文學作品。最初，我們翻譯出版《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安格林娜自傳》、《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論文、演講集》、《奧斯特洛夫斯基傳》，出版《普通一兵》和《牛虻》。當時為了出版好這批書，不但調動了翻譯組的全班人馬，總編輯李庚還直接參加《牛虻》的具體編審工作。
這場競賽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是在編譯出版《勇敢》、《海鷗》、《茹爾濱一家》和《走向新岸》這四本被我們列入重點作品的時候。那時候，全國出版蘇聯文學作品的出版社有好幾家，重複現象，相當普遍。我們要出的這四本小說中，就有兩部與一家大出版社發生重複。本來，我們應該跟有關出版社協商，你出這一本，我出那一本，免得浪費人力物力。但因種種原因，這種重複已經無法避免。為了搞出自己的特點，有一天下午，文學編輯室召開了全體編輯會議。根據集中優勢打殲滅戰的原則，室主任江曉天部署了比較得力的四個編輯負責這四部重點作品的翻譯校對和編輯加工——嚴紹端負責《走向新岸》，陳斯庸負責《海鷗》，吳小武即肖也牧負責《勇敢》，張羽負責《茹爾濱一家》，並商定四本書在同一年度出齊。《海鷗》和《勇敢》出版以後，團中央宣傳部和共青團的報刊，都把它作為優秀的青年讀物，向團組織的全國青年推薦。《走向新岸》和《茹爾濱一家》，當時對我國青年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艱巨性和必然取得最後勝利，也是很有教益的。
伸出友誼之手。我們先後拿出了有影響的所謂“三紅一創”（即《紅岩》、《紅旗譜》、《紅日》和《創業史》）。在出版界，我們從隻出版一些人物故事，到出版大部頭的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比較好地完成了黨交給我們的任務。
隨著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我國的出版事業已出現了新形勢，全國數十家出版社在出書方麵已經開始了一場緊張的社會主義競賽，根據我的觀察和分析，全國許多出版社者有各自的長處。舉例說，在封麵設計上，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封麵有他們自己獨特的風格；雲南人民出版社的書籍插圖，肯下工本，《阿詩瑪》印得十分精美。在解放思想上，上海文藝出版社做得十分出色，他們敢於出版《重放的鮮花》。在創業精神和勁頭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打開了局麵，出版了膾炙人口的《在彭總身邊》等許多好書；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會想點子，工作有創造性，創辦了《小說月報》。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生氣勃勃，創辦了《當代》，率先出版《天安門詩抄》。不少地方出版社，更顯現出一股在新長征中爭先恐後、勇往直前的勁頭。
在千帆競發的形勢麵前，任何抱殘守缺，無所作為，瞻前顧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都會落在時代的後麵。但是，隻要有膽識有魄力，肯學人家的長處，跟出版同類讀物的出版社展開競賽而不是拆台，就一定能夠把出版社搞得有聲有色。
（原載1980年第4期《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