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集無人問津，詩人有了作品找不到出路，現在似乎成了普遍現象，兩年前就有人寫信給文藝報，請示中國作家協會和共青團中央，過問青年詩人詩集的出版。其實，何止青年詩人受到冷遇，有一位頗有成就的老詩人，想出版一個集子，也要托人找個地方。誰知道從北京、天津到廣州，竟沒有一家出版社肯欣然接受。與此同時，那些俠義小說、偵探小說（其中有相當多的質量並不高）卻大行其時。為什麼有些書稿大家搶著印，有些一時不甚行時的作家和青年詩人，又到處呼籲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和我們有些同誌缺乏長遠、全局的觀點不無關係，甚至更有些就是生意經在那裏作怪！
出版社當然要出版一些既對讀者有益，又能夠受到讀者歡迎的所謂暢銷書。但是，我卻主張在繼續適當地出版這類“大路貨”的同時，還應當為某些老作家雪中送炭，為青年詩人？鑼開道——即使因為印數少而承擔一些經濟上的虧損，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搞文化出版事業，不能光是“向錢看”，我們還要考慮到我們肩上挑著建設高度精神文明這副光榮重擔，要考慮這個大局，要考慮到文化的積累，要注意對讀者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注意出版物的社會效果，要考慮擴大我們的作者隊伍……總之，要把眼光放得更遠一點。
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在五十年代初期，為了適應當時教育青年讀者的需要，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許多蘇聯文學作品當時所出版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奧斯特洛夫斯基傳》和《普通一兵》等，不但教育了一代青年讀者，說老實話，這些作品的出版，也在經濟上支持了創建不久的中青社。但是，當時的總編輯李庚和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比我們這些編輯看得更遠一些。他們並不滿足於隻抓這些“熱門貨”，他們要大家騰出手來，抓我國自己的創作。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時相對來說要粗糙一些，剛起步時印數不多，用現在的行話來說，難免要貼一點“血本”。明知如此，其所以還要幹這種“賠本生意”，隻因那時我們有個信念：隻要於勤耕耘，精心培植，年深月久，不會沒有豐碩收獲。何況“以書養書”，正是不少出版社辦社不可避免的路子。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抽肥補瘦，慘淡經營，若幹年過去，在當時中青社的文學讀物中，本來敬陪末座的創作，在出版了所謂“三紅一創”和《烈火金鋼》、《朝陽花》等書之後，創作的出書比重由敬陪末座而踞首位，從而擺正了創作與翻譯的主次地位，完美了整個文藝作品的出書方針；在支持、培養作者工作中，也作了有實效的貢獻。
有人有一種善良的願望，總希望出其一全書就暢銷一本，最少要印它二、三十萬冊。這種願望固然很好，但在短期內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一種出版物，沒有經過讀者一場競賽和淘汰的過程，你怎麼能打保票一定印十萬、百萬冊？五十年代我們考慮的著眼點，放在了培養有文化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年輕一代這個基點上。我們請教了許多專家（我就奉編輯室主任之命，向馮雪峰、鄭振鐸、邵荃麟、何其芳等前輩請教過），參考了國內外的資料，製訂選題、開辟陣地、組織稿件，費了許多牛勁，這些書出版時少的隻印一兩萬冊，多的隻印兩三萬冊，有些當時賠了老本，有些僅僅收支相抵。但是，由於我們選材是嚴肅的，因此，二十年前播下的那些種子，二十年後的今天，還可不斷摘取豐碩的果實。例如，《凡爾納選集》印了五百萬冊，《古文選讀》、《曆代文選》、《詩詞例話》、《莎士比亞故事集》、《隱身人》等，都成了暢銷書、常備書，每次重印都有三、五十萬冊。
我們有些同誌喜歡趕浪頭，對某些行時的作家，總愛做一些行時的工作。當然，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容易做到的。問題是對另一些急待支持的作家，願意去雪中送炭的人並不多。其實，依我看，隻要看到一個作家是有發展前途的，將來可能寫出好的作品，即使他今天很“背時”，或者名不見經傳，你也要毫不猶豫地支持他，必要時承擔一些風險。比如，在六十年代初，在作家姚雪垠受到錯誤對待後不久，中青社局長敢於出版《李自成》第一卷，就是雪中送炭的極為罕見的例子。我的一個同行王紀民，還千裏迢迢到了廣西，去看望當時正在“倒楣”的著名作家秦兆陽。秦兆陽熱淚盈眶，後來寫了一封感情真摯的信給編輯部，說“第一張笑臉和第一隻伸出來的友誼之手，是最可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