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不但擔負積累文化知識、提供精神食糧、教育讀者的任務，它還有公平地提供出版陣地，培養作家，包括暫時還寫不出第一流作品的作家的任務。我們並不能保證在我們出版社出版詩集的人，將來一定都是李白、杜甫、郭沫若、賀敬之……，也不能擔保由我們出版其處女作的作家，將來一定都是曹雪芹、魯迅、茅盾、巴金……但是，五十年代曾由中青社出版過集子或者編過選集、合集的作家、詩人，盡管其作品在當時隻是薄薄的一本，隻印一兩萬冊，可後來發展成為有影響的作家、詩人的人也還不是個別的，如公劉、王蒙、白樺、徐懷中、劉真、李準、茹誌鵑、浩然等人，在當今的文壇上正繼續閃射著他們的光輝。勤於耕耘，精心培育，一批帶著他們有才華的作品的作家和詩人，就會排成一個縱隊站在我們的麵前。
不要隻是“向錢看”，不要眼睛隻是盯著少數行時的作家而冷落了另一批理應得到我們關懷和支持的作家。在注意抓“大路貨”的同時，像彈鋼琴一樣，也用你的小指頭，點一下該點的地方，才能奏出和諧的曲子來。在音樂上最強的音階，也得要有和聲和它相配；春天的北海公園，是各種的花兒朵兒都有的——牡丹是花，“死不了”了是花！
1982年9月
組織社會力量
“組織社會力量”這句話，凡是五十年代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當過編輯的人，大都有很熟悉的。前些年，由於林彪和“四人幫”為害，許多同誌對於這句話恐怕不一定很清楚了。這不是一句普變通通，可有可無的閑話，在那金子一般的五十年代，在如何做好編輯工作上，這保存話確曾發揮過重大作用！
五十年代，中青社從總編輯到傳達室，總共二百來人，但卻出版了七種期刊（《中國青年》、《世界青年》、《農村青年》、《中學生》、《輔導員》、《旅行家》、《文學知識》）兩種叢刊（《紅旗飄飄》和《青年共產主義者》），每年四百餘種書籍。一年不是隻有三百六十五天麼？每年出版四百多種書，那就意味著每天都有有一種以上的新書出版或者書籍重印。那時，不但書出得多，出得快，出得漂亮，更可貴的是許多膾炙人口、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所謂打得響、靠它做招牌的書，大都是那個時候出版，或者是那個時候播下了種籽的。
有人可能會問，那時，你們也沒有三頭六臂呀，為什麼工作做得那麼多，那麼好？無他，就是善於組織工作，在內部把編輯力量組織好，讓那些馬二先生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在外部，想盡一切辦法調動社會上著作力量、編審力量，為編輯工作服務。當時，中青社的副社長兼總編輯李庚，把這叫做“組織社會力量”。中青社的這個經驗，據說還向當時的出版總署進行過彙報呢！
每一個出版社都有自己的方針任務。為了把紙上的計劃付諸實施，發揮原有編輯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固然重要，但千萬不要忘了去調動社會上的積極因素。
比如，我們想給青年讀者提供一些文學知識，寫作知識，供應一些閱讀指導方麵的材料；而當時的作家協會也希望向青年讀者普及文學知識。於是，雙方商定，辦一個文藝學習的刊物，作協負責編輯，我們擔負出版業務方麵的工作，中青社一個幹部也不需增加。
又比如，作家協會要培養青年作家，我們也有扶植青年作者的任務，文學編輯室的吳小武（即作家蕭也牧）和張羽，受出版社的委托，去跟隨作協普及部的馬烽和公木會談。雙方商定共同編輯出版一套十卷本的《青年文學創作選》。通過組織作家協會普及部（亦即青年創作委員會）這個社會力量，我們不僅出版了燙金的、堂而皇之的《青年創作選》，還在以後的幾年，陸續出版了成百本青年作家的合集、文集、選集，發現、培養了一大批青年作者。
再比如，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想繁榮部隊文藝創作，而他們自己又沒有公開的出版社（那時，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還沒有成立），準備多編輯一些《解放軍文藝叢書》，交地方出版社出版。當時的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知道這個消息後，去跟總政出版編審處處長馬寒冰、葉一峰談判，結果雙方一拍即合：每年由叢書編輯部編輯若幹種書稿（後來發展到《解放軍歌曲》編輯部、總政青年部也替我們編書）。他們負責政治、內容上的審查，我們多做一些加工、整理工作。於是乎我們爭取到《紅日》、《我們播種愛情》、《高玉寶》、《團指揮員》、《兒女風塵記》等優秀的作品出版。許多書至今暢銷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