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通過這套叢書的出版，與部隊作家建立了廣泛的聯係。公劉的《望夫雲》和《阿詩瑪》，白樺的《孔雀》和《鷹群》，陳靖、黎白的長篇小說《紅軍不怕遠征難》，沈默君的電影劇本《渡江偵察記》，丁洪等人寫的傳記小說《董存瑞》，王吳的《楊根思》，謝雪疇的《古塔的神話及其它》，鄧普的《軍隊的女兒》，等等，都源源湧到了中青社。
組織社會力量不僅僅限於組織一些機關、單位的編輯、審稿力量，還包括組織一些學有專長，有名望，有見識，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作家、理論家、評論家、外單位的老編輯，來為我們的編輯工作服務。
為了加強革命傳統教育，我們想出版一些革命先烈的詩篇和老根據地的革命民歌。但是，我們自己的眼光不夠，經驗有限。於是，我們出麵聘請著名詩人蕭三來擔任《革命烈士詩抄》和《革命民歌集》的主編。稿件由我們征集，由我們初選，由我們整理烈士的資料，編寫烈士的傳略，以及加以必要的注釋，在當時可能條件下的核實，等等。所有上述那些十分繁瑣的工作，都由該兩本詩集初版時的責任編輯劉令蒙同誌負責，但由蕭三同誌決定取舍、最後定稿及撰寫序言。於是，影響深遠的《革命烈士詩抄》及《革命民歌集》，就這樣誕生了。前者印數高達一百三十餘萬冊，成為中青社的文學暢銷書之一。此外，我們還請臧克家同誌編選過《中國新詩選》，請魏巍同誌編選過《晉察冀詩抄》，請康濯現場編選過孫犁的《白洋澱紀事》，請趙樹理、嚴文井等同誌編選過《建國十周年創作選》。
《紅旗飄飄》創刊時隻有張羽、王扶和我三人。吳小武當時是文學編輯室副主任，兼管《紅旗飄飄》。一、二期由陳登科、海默推薦了許多作家；梁斌替我們介紹回憶錄的作者。三期，慶祝建軍節三十周年，委托“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編輯部”編輯；四期，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介紹中國工人參加十月革命的回憶，我們與中蘇友協總會合編。三個半人唱一台戲，法寶是組織社會力量。
審稿也是可以組織社會力量的。有些稿件，由於我們編輯本身的經驗、水平、知識、經曆、專長等等的不足，尤其需要借用相應的社會力量。
《王若飛在獄中》（責任編輯張羽）出版前，我們送請周總理及董老審查。總理派他的秘書，向我們轉達他的意見。董必武同誌看了稿子以後，題詩一首。
在我們編輯《十老詩選》時（該書最早的責任編輯是詩歌編輯劉令蒙，後來該書正式出版時的責任編輯是李裕康同誌），詩作者是朱老總、董老、林老、吳老、徐老、謝老等人，他們都是革命老前輩，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稿子怎麼審查呢？如何才能把這本書編好？我們分頭請教了許多老同誌，請教了陳毅同誌。老實說，當時我們把征求意見的校樣通過中央機關交換站關給陳毅同誌時，附了一封既懇切但又簡潔的信，蓋著出版社編務用的公章。老實說，我們當時並不抱有很大的期望。你想：陳老總當時是政治局的委員，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日理萬機，還來得及替我們小小的一個文學編輯室審稿麼？誰想得到，我們送出校樣後不到十天，陳老總就把厚厚一疊《十老詩選》審查完畢，並且親筆寫了回信，還提了詳細的意見。
《李自成》這部稿子，在出版前我們也組織社會力量，廣泛地征求專家們的意見。例如，一卷征求了明史專家吳晗、阿英、李文治同誌的意見；二卷姚雪垠自己征求了茅盾同誌的意見。對於一些甚有苗頭的青年作者的處女作，在公開出版前，我們也往往征求過許多老作家、評論家的意見。我們請過評論家馮牧、蕭殷等同誌幫助作者出主意，想辦法，把稿子改好。
組織和處理翻譯稿件，也是可以組織社會力量的。在五十年代，我們決定出版洋洋數百萬言的《凡爾納選集》時，隻有一位法文翻譯。為了翻譯出版這部巨著，那時，編輯部不但組織了當時散閑的法文翻譯力量分頭翻譯，還組織譯者之間互相校訂，而後再由文學編輯室翻譯組中文、法文修養較好的李震羽同誌校閱、整理。在兩年之內，基本上完成了八卷本的《凡爾納選集》的出版任務。